中图分类号：K252；K3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67（20 07）02—0093—08 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此后相继和英、德等国缔约，从此朝鲜对外开放，向近代化历史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朝鲜政府决定放弃闭关锁国政策的过程中，清朝政府的劝导和斡旋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清朝驻日本使馆参赞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发挥了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 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些主观臆断或偏颇之见，曹中屏先生曾经指出：国外学者多指责李鸿章“独断干涉”，对朝鲜施加“直接威压”[1]。而国内学者有的则夸大李鸿章同朝鲜大臣李裕元之间建立的“热线”联系的作用，以强调清政府的干涉。近年来一些专著和文章开始注意到黄遵宪《朝鲜策略》对朝鲜外交的影响，如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李德征《论〈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对外开放》等，颇有新意。但是，此中曲折和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和仔细研究。 一、清政府开始关注朝鲜问题 19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和朝鲜仍旧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接受宗主国——清朝廷的册封并定期纳贡，内政则自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朝鲜因远离太平洋主航线而僻在一隅，尚未受到干扰。60年代后，被西方称作“隐士之国”的朝鲜，战略地位日益凸现，再不可能置身局外无忧无虑了。 经历了“丙寅洋扰”（1866年）、“辛未洋扰”（1871年）等事件，朝鲜击退了法、美等国的武装侵扰，执政的大院君政府更加坚定地奉行攘夷锁国政策，在城镇通衢树立斥和碑：“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可是，列强企图叩开朝鲜国门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日益频繁。 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856年）后，俄国西进政策受挫，转而向东方扩张，矛头指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地区，1860年通过与清朝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攫取到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因之使互不相邻的俄、朝两国接壤，进而俄国向朝鲜提出“开港通商”要求，图谋南下发展，寻找东方海口。 朝鲜的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对外侵略之路，吞并琉球，侵略台湾，“征韩论”甚嚣尘上，发动“云扬号”事件迫使朝鲜订立《日朝条约》，并且处心积虑想削弱中朝宗藩关系，为将来控制朝鲜做准备。 面临错综复杂、日益紧迫的国际形势，朝鲜继续闭关自守已不可能，何去何从，事关亚洲大局，和中、朝两国的安危。尤其朝鲜作为中国东北的屏障，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围绕朝鲜外交问题开始积极筹议对策，劝导朝鲜对外开放的工作便提到清政府议事日程上来。 最早建议朝鲜开放的意见来自两方面： 一是国内封疆大吏，光绪五年四月廿五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上《条陈海防事宜折》，指出日本扩军备战，来者不善，“日本倾国之力购造数号铁甲舰，技痒欲试。即使日本能受羁縻，而二三年内，不南犯台湾，必将北图高丽”。又说：“法、美等国前欲与高丽立约，而高丽拒之。果能闭关自守，岂不甚善，乃旋为日本兵威所胁，竟与立约。高丽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似可由使臣密劝，勉从所请，并劝高丽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苟能聘问不绝，自可休戚相关，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否则高丽亡则倭、俄与我东三省实逼处此，此固心腹之疾，非仅肘腋之患。”[2](p.395) 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建议：“务劝朝鲜结好泰西，以杜日、俄窥伺。该国万一有警，中国亦应明目张胆，遣兵赴援。为该国策安全，即为中国固封守。”[3](p.16) 二是来自驻外国官员，驻日公使何如璋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朝鲜终不能闭关自守也明矣，既不能闭关，则不如倾心结好，可不陷安南之覆辙。而无事立约，熟思妥议，有异修降之表，即可稍立自主之权。”[4] 主张朝鲜主动开放，争取签订较为平等的条约。 清廷采纳了以上建议，七月初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饬李鸿章照丁日昌条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5](p.304) 初五日发布上谕：“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唯该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著李鸿章查照本年五月间丁日昌所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5](p.305)。清政府令李鸿章以个人名义向朝鲜方面进行劝告。 二、李鸿章开启联系热线 李鸿章对劝说工作能否奏效并无把握，在奏折中表示：“其（指朝鲜）于西洋各国深闭固拒，不稍变通，”“彼国旧相李裕元老成宿望，亦颇畅晓时势，”“似识略较胜于侪辈。现已遵旨寓书密为劝导，如能设法转圜，冀于大局有裨，未知果肯听从否？”[5](p.309) 李裕元字桔山，系国王李熙叔父，原任领议政大臣，光绪元年曾经奉使来北京，与李鸿章建立了私人联系。因李裕元地位显要，目前虽暂时不在政府，李鸿章仍相信他在朝鲜政府的决策方面会有相当的影响。 九月七日致信给李裕元：“往岁西人欲往贵国通商，虽见拒而去，其意终未释然。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苟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果能始终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慓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局面，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李鸿章又讲国际公法的保护作用：“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5](p.309) 说服李裕元劝导朝鲜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