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辛亥年间各派政治势力最为关注，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也遭致强烈非议的一句政治口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或许找不出其他政治口号曾经招致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批评。不仅历史当事人攻击，旁观者谴责，就连时过境迁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几乎众口一词予以批评。其实，“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可以并且实际产生了促成中国政治近代转型效应的政治呼吁。民初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人对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当然是主要原因，但太炎口号的适时提出，则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既有的批判无疑包含对于该口号作为历史文本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在政治实践层面，这一误读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判反映了在国家政制转型过程中政治利益的复杂性与政制思想建设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北洋时期”议会制度在中国政治中被排挤出局的历史后果；在学术研究层面，则直接影响到了历史事实重建的正确与完整。 1928年，当北伐成功、史学撰述也因一个时代结束而再现生机之际，章太炎尝撰文感叹清季民初无“信史”：“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挐，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① 在太炎看来，为了“同志”之“光宠”而“书其美”并“隐其恶”，是导致清季民初无“信史”的重要原因。太炎曾“身与其事”，是革命的当事人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者，所言应该也包括对于这一口号的认知和历史评价。这就向研究者提出了重新认识这一口号的问题。虽然历经数十年，对清季民初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对这一口号，也有学者提出了颇具价值的学术见解，但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② 既有研究大多注目于口号之由来及其含义，对于口号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这一口号持续不断的批判对尔后中国政制走向产生的影响却较少留意，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政制史研究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部分。本文拟以这一政治口号所由产生的特殊语境之还原作为研究出发点，辅以相关政治主张之链接，厘清口号的真实义蕴，并以此为基础，对同盟会因应形势，从“革命党”蜕变为议会政制下的“政党”，又在对太炎口号连续不断的批判中回归“革命党”的思想及政治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党及民主宪政的历史命运，作一初步探讨。 一、口号的提出及内涵义蕴 问题的探讨自然还得从口号的提出开始。1911年12月12日，天津《大公报》登载了太炎的一份电文：“日前章炳麟复武昌谭人凤诸人电云：‘武昌都督转谭人凤诸君鉴：电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章炳麟。文。’”③ 据徐辉琪先生考证，文中提到的谭人凤等人的电报很可能是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刊登的由谭人凤、刘揆一等14位“鄂同志”致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各省“同志”的公电。电报内容为：“民国渐次成立，请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并乞与敝处赴沪代表居正、陶凤集等接洽。”④ 太炎复电的落款时间为“文”，“文”在韵目代日法中指代十二日，在民国建立、历法变更之前，电报落款通常采用农历，因而太炎的复电应该是在当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即公历1911年12月2日。 20年后，太炎在一次题为《民国光复》的演讲中提到了口号的来历。他说：武昌起义发生之后，身在汉阳的黄兴“以扩大同盟会远询”，乃“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告之”，但“克强未纳”。⑤ 按照太炎的说法，口号系黄兴在汉阳征询其意见时提出。由于汉阳在1911年11月27日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攻陷，随后黄兴即辞去民军总司令职，由武昌去了上海，因而口号的提出应当不会晚于11月27日汉阳城陷之前。⑥ 如果太炎没有记错的话，这应当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口号提出的最早时间。 这样一来，有关口号所自出及所出时间就有了两个原始版本。过去学者研究这一问题，总是采取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似乎同一口号只能有一个诉说对象。有学者甚至认为，黄兴“远询”太炎，“或即指谭人凤等人的电报”。⑦ 这很明显是一种误解。太炎演讲时说的是黄兴为“扩大同盟会”之事“远询”太炎，谭人凤等人的电报则是要求各地“同志”来鄂参与临时政府的组建。黄兴没有在谭人凤等人的电报上署名，已隐约透露出两者不是一回事的信息。而黄之所以不连署谭电，或者正与此前太炎已对其表示应消去“革命党”有关。轻易地否定前者，或将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依据都不充分。为什么有了复谭人凤等人的电文就不能有与黄兴讨论扩大同盟会的事情发生呢？黄兴在孙中山归国之前，是同盟会在国内的主要领袖，且被推举为湖北方面的民军总司令，肩负着“统筹全局”⑧ 的重任。在武昌起义，天下云集响应，各种政治力量为筹组临时政府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同盟会应如何参与政府无疑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必须思考的问题。黄兴为此征询太炎的意见，完全顺理成章。尽管太炎对此事的记载尚属孤证，缺乏旁证以证其真，但也没有材料能证其伪，因而两个版本、两种不同说法同时成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