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7）02—0074—04 一 太平天国战争爆发之后，长期在华的外国人士就曾试图对中国人口在此阶段的巨大损失做出评估。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于1880年在《中国纪事》中称，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和云南、陕甘“回乱”及北方五省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达6100万，但三年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这一看法，认为人口损失达8300万，其中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损失为5000万人。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人数为2000万。这些估计并没有建立在实际人口调查基础上，因而不具学术理论意义。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建立中国近代人口理论和对近代人口数据进行科学的分析。 1949年，罗尔纲发表了题为《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的论文。他广泛地收集了清代中期有关人口与耕地的史料，发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的作用在清王朝的盛衰治乱的转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从统计角度仔细考察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人口与耕地的关系，认为人口过剩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因[1]。这是第一篇从理论上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前的清代人口状况和太平天国爆发因由的论文，开启了太平天国战争和人口问题关系的研究。 显然，罗尔纲得出的结论与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出发得出的结论相近。但是，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人口思想和马尔萨斯相左，而且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中国人口已经达到4.3亿，而1953年人口普查有6个省的人口数量还达不到当年的数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的人口还太少，有些地方人口还不及太平天国战争前夕多。这些直接导致了50年代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随着学术界展开清算“马尔萨斯主义的残余思想”的运动，与人口相关的研究都成了禁区。 此时，海外汉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取得了突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何炳棣在1959年出版了《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对近代中国人口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首先从制度入手考察人口数据的形成，这对后来的学者颇有启发意义。何炳棣指出，“摊丁入亩”完成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丁口编审被废止了。乾隆五年后，建立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然而，建立在不支薪俸的保甲申报基础上的非直接登记的人口调查缺少准确性。他并从制度上破解了“丁”的秘密，发现了明代中期至清代中期册载“人口”数据的实质。他认为，“丁”是一种纳税单位，而并非以前一直误解的是一种人口计量单位。正是在“丁”、“亩”等革命性的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学者才可能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讨论明清时期的人口。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因此感叹道：国内20世纪80年代称为“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只是重复何炳棣已经做出的结论，他的理论和方法在西方汉学界已成定论，我们却还在浪费时间重复讨论[2] 何炳棣在《1851—1953年的人口数据》中指出，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保甲户口登记的对象和范畴已经改变。省级人口数据更加混乱，如湖北在咸丰二年至七年未能上报户口数，咸丰八年以后的人口总数无疑是以粗略的估计为基础的，或者完全出于臆造。又如江西省，太平天国时期有几个府的人口严重下降，但在咸丰元年以后的40年间都上报一个相当稳定的人口数。可惜的是，何炳棣并没有对1850年以后的数据进行计算[3]3。珀金斯则对1850年以后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从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完整的人口数据[4]274—283。他得出结论，中国的人口在经历了清代早期到中期的快速增长后，为农民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挫。到了1913年，中国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 尽管何炳棣和珀金斯都意识到四川省的人口数据中存在问题，却没有对这一系列数据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考证。施坚雅对清代四川户口数据的考订则堪称经典。他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四川通省民数册》所载四川各县的历年人口共1368个数据进行认真核对，发现了大量的差错。在这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只关注全国性整体资料，然后依赖中央政府的数据分析中国人口状况。施坚雅开创了从基层开始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先例。通过对清《户部清册》所载县级数据的仔细审读，施指出何炳棣过于信任了清代保甲人口登记资料。施坚雅的研究为以后的其他类似研究提供了范例[5]232—301 二 1978年后中国学术界重新复苏，关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1982年，复旦大学周源和教授在《清代人口研究》一文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前后全国人口锐减情况做了简单统计，归纳出12个变化不大的省份和8个变化剧烈的省份。他认为这份统计可以说明：战争前后二十年间有12个省区人口变动很小，生长率与出生率基本相抵，是战乱一般波及或很少波及地区[6] 赵文林、谢淑君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史》一书中对丰富的人口数据资料进行了审订与补充。他们发现：“王先谦的《东华录》也有许多清前期人丁数和中后期口数，但与《清实录》一比，就知来源于《清实录》。”[7]385 他们还对人丁数是否即人口数进行了探讨，认为所谓“人丁”就是载入户册、负有赋役义务的男性劳动者，户册人丁数不是全部人口数，也不是全部成年男人的数目，应按照一定比例换算为口数，这个比例称为口丁比[7]386。为此，他们还作了若干的换算工作。在他们看来，“1853年以后实际人口应继续增加，因为太平军北伐很快失败，对生产秩序影响不大。真正引起人口减损的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火烧圆明园，大肆屠杀。二是1860年捻军进入河北，李鸿章引黄河入运河，后又导运河入減河，造成大片的黄泛区。三是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淫掠，战争中直接和间接地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因此我们根据1857年人口数、1911年原记人口数，并估计到这三次大减损，算出期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7‰。”[7]406 他们还分省对清朝的人口资料进行了审订推算，并按年份列出，这是当时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