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纂修与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①

——对《清史·通记》纂修的几点意见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渭滨,复旦大学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清史纂修是一件严肃的学术界的大事,我们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待之。其中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问题,要允许接纳“隔行论史”的不同观点。洪秀全并没有创立过“拜上帝教”。《清史稿》最明显的缺点是修史者的史观有问题。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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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来,在论及太平天国的评价时,大家常提到潘旭澜先生。我把潘先生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潘先生是复旦中文系教授。会前发下潘先生在《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上刊出的“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一文,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那是刊物编者弄错了。潘先生1952年考取复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岁月里,他为了坚持独立人格,竟做了22年助教。去年7月,因病不治仙逝。生前是复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导。他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曾历时8年,主编过《新中国文学词典》;又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是杜鹏程《保卫延安》研究。此书将“文革”时期诬指“利用小说反党”的不实之词,彻底翻了过来,在拨乱反正时期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曾说,自中学时代起就对太平天国历史有兴趣,阅读了不少有关书籍,也积累了一些资料。经过10年浩劫,思考了不少问题,趁自己还写得动,想把自己的认识系统地写出来。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赞同他观点的来信和文章,其中有些曾以复印件形式寄给我。

      我与潘先生原本不认识。在2000年复旦校庆95周年时,《复旦学报》编辑部就潘先生所作“关于太平军的两个问题”[1] 举行了一次有关“太平天国研究”的小型学术沙龙,我才与潘先生相识。在沙龙上,我对潘文不称“太平天国”而称“太平军”等有不同看法,但赞同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尽管潘文若干观点有待深入研究,却反映了当前史学界,特别是“太平天国”研究界迫切需要改变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普遍呼声。“太平天国史”研究要想有大的突破,要想结束了无生气的局面,必须摆脱美化、褒扬的主流意识和主流方法。会后,学报编辑向我约稿,希望我将会上发言写成学术专论。我应约写了“太平天国研究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文,在《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扼要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成绩、特点与不足,指出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为了某种需要而歌颂农民战争、美化农民领袖,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新一轮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热中有了削弱和改观,但并没有消除,仍是研究中的主流理念。“令人感慨的是,对这种现象大声说‘不’的,竟然不是同行学人,而是一位年逾花甲的文学教授潘旭澜先生。”我在文章中指出:“看来,要改变目前太史研究萧条冷寂的局面,除了研究者要耐住寂寞、研究课题要拓展、研究工作要精耕细作外,还真需要提倡‘跨学科参与’——隔行论史。”[2]

      我向来认为,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有不同声音,就不会“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学术才会繁荣昌盛。潘旭澜先生不是历史学家,他的文章也不是史学研究性质的学术论文,诚如他自己所标名的:“杂说”而已。但是他想“求真”的态度是不能抹杀和否定的。他的文章尽管辞锋尖锐,却观点鲜明,毫不含糊,代表了不少行外人的呼声。我们只要不讳疾忌医、不故步自封,保持一种开放式态度,把学术作为求真知的“天下之公器”,那么就会对原有的成就、结论,有再思考、再研究的必要。就“太平天国史”研究而言,不必担心以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以往研究中确实有预设结论,美化、拔高洪秀全的倾向。自从潘先生等行外人发出不同声音后,现在不是有人也在说,“太史研究不要神化,也不要鬼化”吗?“不要神化”,此词不妥帖,确切地说应是不要美化,但承认以往研究中确实有过分美化的现象,就是一种进步;“不要鬼化”,此说更不妥,这是把潘先生和行外人的不同意见一概否定,用“鬼化”的帽子吓人。读了这类反批评文章,我总觉得在中允可掬的背后,隐含着以反对“鬼化”来维护“神化”的味道。

      二

      不少人对潘先生所称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是洪秀全的政治性邪教一说,口诛笔伐。我也认为潘先生指“拜上帝教”为邪教不妥,但又觉得无需多花精力去讨论是不是邪教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邪教之说历来是一种政治性用语。它并没有神学之争的意义。邪是正的对待字。中国既不是基督教为正教的国家,也不是以佛教、道教为正教的国家,何来神学上的异端、邪教?问题反倒是洪秀全有没有创立过“拜上帝教”(或称“上帝教”)的新宗教?这才是需要深入讨论的关键。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新纂清史通纪部分的编写,又是这次会议必须涉及的内容。会前发下的夏春涛同志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正是谈这个问题的专著,所以我想多说几句。

      我认为洪秀全并没有创立过“拜上帝教”这样的新宗教。早在20多年前的1980年,我曾在《北方论丛》第4期上发表过《洪秀全创立“上帝教”质疑》一文,指出无论检索太平天国钦定颁刻的43种印书、太平天国诸王7种供词、洪仁玕写的《洪秀全来历》以及外国人根据洪仁玕谈话写成的报告,全都没有提到洪秀全创立了“上帝教”一事,甚至连“上帝教”的名称都未出现。诸王供词中,最为研究者重视的是《洪仁玕自述》和《李秀成自述》两种。它们在叙述洪秀全早期活动时,都只说到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没有提到过他创立“上帝教”的片言只字。这只能说明洪秀全在1843年阅读《劝世良言》后,只是信仰上发生变化,皈依了上帝,并把自己的信仰传播给他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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