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予外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的权利，上海作为外商投资的重镇，外商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大为扩展，投资的领域和各国资本势力的消长也出现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华商投资创办新式企业的热情也因政府的鼓励和相关法规的出台而高涨。 华董通过与外商的合作实现求富的目标，而且在参与外商企业经营和与外商的交往中改变了求富的观念，他们往往更敢于开创和投资新式的企业。尽管与早期华董在官督商办企业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相比，他们在这一时期民族工业投资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20世纪初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中，华董作为与外国资本势力最密切的合作者，也受到很大冲击，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会积极争取权益、抵制外货，更多的是作为中外之间的调停人平息局面，其身份的复杂性正体现了上海近代化的特点。上海的近代化是通过与外国资本的合作实现的，表现出很强的依附性，在民族运动争取利权的呼声中，有识之士也提出抵制外货可行，但要说经济绝交则未免自不量力。只有随着治外法权和关税自主权的逐步收回，经济上的自主才能逐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