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19日至23日，福建师范大学严复研究所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省亚太经济文化促进会、厦门大学历史系、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福建省心理学会、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及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等单位，在武夷山市隆重召开“纪念严复逝世8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严复孙女、台湾知名人士严倬云女士发来贺信，高度赞誉此次会议“系统论述几道先生思想，开拓中西文化汇流价值，深具历史文化意义。” 本次会议是首次由海峡两岸共同举办的严复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香港、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知名专家、学者共76人参加会议，会议收到71篇学术论文。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面临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严峻现实，严复第一次既系统而又有选择地传播进化论，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以救亡图存，为促进戊戌维新运动和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政治经济思想研究方面 与会代表深入探讨严复“国贵自主”思想的现实意义。周济教授认为严复提出“国贵自主”的重要思想，把进化论与自由论相结合，具体应用于近代国家观上，强调国家必须自己做主，不受制于人，这是国家最珍贵之精神所在。这一宝贵思想对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以及新近提倡的“自主创新”，均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周建昌、林其泉教授认为，改变或确定某一种法制或社会体制属于现实层面的需要，因为它触及既得利益者，因此，它需要付出比改变文化，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更大的努力，需要方方面面的现实的力量汇聚，其中有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那就是对变革社会制度和法制体系的启蒙，即让人们了解到变革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启蒙，并化为民众的一般认识，成为民众认知社会的一个武器，这种力量，才能化为现实的力量，并为社会所接受，为政府所实施。在清末提倡法律制度变革，促进法制建设方面，严复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严复重视宣传法制观念、推进宪政建设，主张保障公民自由是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通过代表制建立责任政府是民主宪政的基础，并强调宪政之下的法治，不仅治民，且要治官。 以“西学救国论”、“文明排外论”为特色的近代爱国思想和民族观，作为具有广泛感染力与强大动员力的一种思想意识，在严复的思想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与会代表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了探析。黄克武教授认为，近代中国“低调的”弥尔主义传统虽然不如“高调的”卢梭主义传统来的有影响力，然就思想内涵而言实不容忽略。同时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严复反对那种“发源于私，诚不足以增进人道”的狭隘的爱国主义。赵慧峰、俞祖华教授指出，严复较多地从西学中摄取了养分，以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连接为自由民族主义的话语框架，赞成建立多民族的国家，追求世界文明大同。林平汉、罗耀九教授认为，严复尊崇陈文龙、黄道周等爱国志士，倡导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爱国思想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当区别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具体分析，着眼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联系戊戌变法后严复矛盾的民族意识与革命思想的撞击，探析严复的民族意识。戊戌变法特别是庚子赔款后全国革命思想蓬勃发展。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又名黄太冲)、王夫之的反清思想虽未公开传播，但并未灭绝，对晚清改良派有影响。严复在英国留学，受民主思想影响，具有反民族压迫的反满意识，表现在他对民族英雄的崇拜，又有反封建压迫的民主意识；但另一方面又害怕杀头灭族，不敢有反叛念头。两种对立思想常有起伏，不易为人察觉，常为研究者所忽视。我们如能细心观察，特别是他未公开发表的文字，可以察微见巨地发现严复潜在的反清意识。戊戌变法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爱国志士更加激烈地批判保皇派，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腐败统治。严复与清廷官僚们有密切的关系，并已步入仕途，封建思想与现实生活确定了他依然信奉君主立宪政体，反对推翻君主。因此他既反对封建专制，又有保清意识而不赞成革命。严复贬君思想与实际生活中的尊君意识成为一对矛盾：反清还是保清？这两难选择怎么认识？何者是真正的思想，何者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形势和他的处境来评价他的民族意识。 关于严复“新民德”思想的认识，李学智教授认为，严复之所谓“民德”，实际上是指国人的思想观念，或国民性，而非指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所谓“新民德”，即改造国民性，改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严复出于对洋务运动的深刻反思，认为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其“物质文明”，没有思想道德观念的转变，中国社会的进步难以实现。严复还从法制教化——政治制度上说明国人自私、不关心社会事务的原因，指出了“民德”与政治制度之间的重要关系，欲改变国民性中的此种问题，有赖于政治制度的改革。 基于对政治制度与“民德”之关系的这种认识，严复将“新民德”之希望寄于政治改革，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严复的自由思想一直是多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而严复的责任观却鲜有人涉及，因而研究严复的责任观，唤醒政府和民众的责任意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在当前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严复的责任观具有深刻内涵：(一)国家责任：人人都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二)社会责任：培养有力有智有德，能处理好群己关系的责任公民。(三)学者责任：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唤起民族觉醒。(四)家庭责任：重视父母在家教中作用，重视在教育子女中的科学精神。总之，做一个有责任的人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围绕严复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张华荣教授及王丽俐指出，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我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落后，严复首先从西方引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提出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新的主张，反对传统儒家的不言利，而主张合义利；倡导农业和工商业并重，在观念层面上主张“开明自营”，在政策层面上提倡“听民自谋”，在制度层面上提倡“定之以公约”，赞成“重农”，但又反对“抑末”；提倡“崇俭”，又主张“积极消费”。特别是他当时已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主张复合税制，同意税收多元，反对税收单一地来源于土地的说法。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其独特的内涵、特色和意义。这些观念不仅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卓越的思想者，而且对当代国人思想的改铸亦不无启发意义。 二、哲学思想文化研究方面 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严复对于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人认为，严复为当时的中国人认识与了解西方搭起一座桥梁。19世纪末年他对进化论的译介和宣传，20世纪初年对“中体西用”、“政本艺末”、“中主西辅”等观点的批判，以及对“自由”、“科学”等近代文化本体论的阐发，都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了新文化的方向，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自觉的新成就，以至梁启超称赞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会通中西，必有一定观念在支撑，即如何看待和评判中西学术。在这方面，严复有自己的独到认识。与时人一样，严复也有中西学比附之时，他认为，如果用西学眼光观察中学，那么中国学问不能称其为“学”；中国学问不能成为“学”的关键在于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因其目的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而这是先圣已在经书中为后人准备好了的，那么学问内容便自然是经书中的东西；既然道理、知识都在经书之中，那么学术研究必然是围绕经书而进行，久而久之，一定会走向穷途末路。反观西学则不然，“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严复如此比照中西学术，贬低中学，是有其基于时代特性的具体考虑的。清末的中国，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在读书人眼里，兴学以救国是当务之急。“学术救国”自然有多种途径，严复所倡导的是通西学以救国。在严复眼里，中国学问尽管也有“精意微言”，但这样的“精意微言”，需“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方能得之。在比照中西学术之余，严复也身体力行，做一些用西学完善中学的工作，如将西方社会学与中国小学相关联，透过语言文字的含义来观察中西文化内涵的异同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