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7)02-0020-06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张謇忧心国事，一再陈言献策，推助东南互保，力倡因势变法，显露出一种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①。本文谨对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作简要议析，以期窥视他的“名、实”互存论的时局观，从而加深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认识。

      一、“东南意识”：庚子陈言的政治语境

      张謇是庚子年间自称“与康、梁是群非党”[1] (p.861)的一位隶属帝党、赞同维新的人士。他甲午年中恩科状元，入翰林院四个月，因丁忧回籍守制。旋奉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总办通海团练。甲午战争后，团防事务结束。张之洞选派他和陆润庠在通州和苏州设商务局，开办纱厂。接着，张又聘他主持江宁文正书院。1896年，刘坤一返任两江、张之洞回任湖广后。张謇为开办“纱厂事”与刘、张以及盛宣怀等续多接触。1898年5月，张謇至京师向翰林院销假。不久，“百日维新”开始，他见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之旨”，又见“补授一品及满汉侍郎，均具折谢皇太后之旨”，“忧心”“朝局自是将大变”。他劝翁同龢“速行”。翁离京仅半个月，张謇也以“通州纱厂系奏办经手未完”为由，在吏部宣旨任他新职的第二天便辞谢再度南归。[1] (pp.410-412)遂专力于开办大生纱厂(1899年开工)以及执掌文正书院等实业、教育事务，奔忙于家乡南通与上海、江宁间。仍注目京师，关心国事，憧憬改革。为厂务、学务以及政治事务，与何嗣焜、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赵凤昌、陈三立等上海和东南士人相交游，并与刘、张等东南督抚保持较密切联系。再之，他与上海报刊的一些报人也有交往。《中外日报》为汪康年主办，他弟弟汪诒年任主笔。张与汪氏兄弟均友善，他与汪康年同是上海强学会的参加者，汪比他早两年中进士，他在通信中以“同年弟”自称，并能无顾忌地议论朝政和“君权”、“民权”等问题。而且，他与《新闻报》业主、美国教士福开森在1896年就相识，庚子年前曾数度晤面。[1] (pp.642-645，p.386，pp.415-418)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事件发生，张謇为挽救时局，一再与知友们谋划，向刘坤一等东南督抚陈言对策，其政治话语类同于上海报刊时论。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和经济中心，是许多变革潮流的重要策源地。戊戌维新运动中，上海《时务报》一时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直至清末，上海始终是国内报刊舆论传播中心。据《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所列，武昌起义前海内所出刊物103种，上海65种，外地38种，当时全国有六成多的报刊在上海发行。[2] 历史表明，戊戌政变以后清朝统治内部矛盾加深，迨到1900年“己亥建储”事件、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其统治发生严重危机。所谓“由新旧”、“满汉”“生南北之意见”。[3] 1900年，上海报刊舆论有两个中心，一是年初对“己亥建储”上谕发布的震惊和愤懑；一是从初夏以后，对义和团运动发生及其所引起的时局变化的强烈的关注。这两次舆论潮的连结和深化，推助了带有上海、东南和南方特征的“东南意识”的显现。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立溥为大阿哥的上谕，隐含废立之意。25日，电讯传到上海，“沪上人心鼎沸”，发生了经元善暨寓沪绅商1231人联名抗疏的事件。27日，《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加按语说，本埠接奉电谕后，“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4] (p.309)《新闻报》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5] 《中外日报》电讯指称，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太后此举”是“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6] 该报还征引“西人”的话，称“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件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7] 借用“西人”之口表达了“南北之见”或谓“东南意识”。

      清政府所在的京师被称为“首善”之地，而中国的“被现代化”却首先发生在上海以及东南地区。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庚子年起，上海及东南一带新兴绅商阶层社会主体思想和参与意识迅速增强，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凸显，正是反映了上海和东南绅商阶层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对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一种强烈关心。张謇是江苏名士，是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是东南绅商的上层人士。“建储”事件发生后，他感到震惊和忧虑，他关心上海报纸，并和上海报论产生了某种共鸣。他在1900年1月26日日记中这样写道：“闻今上有立宣宗元孙悙邸之孙端王子溥为子，承穆庙后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天人之际可畏也哉！”27日日记又写道：“见《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昨说果确，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亦有“保庆”之说，海内人心益惶惶已”。[1] (p.429)事实上，张謇作为一位出身于翁同龢系的士人，他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关心光绪帝的政治命运和人身安全。政变发生不久，他因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荣禄等人的废立阴谋能“持正论”，曾借助汪笃甫、王寿芸的引介，恳请刘坤一“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1] (p.414)；刘在张謇代拟的疏稿上又自加“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二语[1] (p.858)。“己亥建储”发生后，刘坤一在奏国事迄退疏中又有“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这样的鲠直之语。张謇于1900年3月13日(二月十三日)作《奉送新宁督部入朝》诗，对刘坤一的这两份维护光绪帝的奏稿作“戊己堂堂两奏传，勋名况自中兴年”的称颂。[1] (pp.113-114)可以说，经元善的联名“抗疏”，张謇的劝刘“护”帝，都代表了东南绅商反对后党废立阴谋的不同斗争方式，而上海报刊对“己亥建储”的报道和评论正是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这也是洋溢于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