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1；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2-0042-07 清末民初，贵州党争激烈，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利用下，贵州会党身不由己地踏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不自觉地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① 贵州秘密会党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乾隆初年兴起于川黔交界深山老林地区的啯噜组织。② 啯噜是哥老会的组织源头，乾隆十二年四月，贵州境内就有了啯噜组织活动的记载。[1]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二日，贵州永顺府之龙山县禀报：贵州思南府之婺川县于闰五月十六日有啯匪多人，从四川彭水县入境，持械抢劫。捉获匪党钟鸣凤、陈正山、彭昌文，供出首匪杨老大、熊老四、李小八、刘老十、湾角九等，其伙类共九十余。二十日，追至遵义府之正安州小溪沟地方，该匪等恃众拒捕。七月十六日，文绶奏报逃入贵州的这股啯噜，经黔省截拿，由川东綦江一带逃回八九十人，当即复饬派镇道将备等各带牟兵，分头追捕，拿获21名，旋由泸州、安岳等处追至广安，又杀毙啯噜8名，生擒17名，余党俱即逃散。[2] (p51) 由于人口的过度增长以及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至晚清时期，贵州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已相当活跃，据《开阳县志稿·社团》记载，“清道咸时最盛”，《兴仁县志·大事志》称，光绪宣统之际，贵州哥老会已达到“蔓延及于穷乡，几乎无村无寨无之”的地步。 由于反对现行统治秩序的共同需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相互利用，并肩作战，开创了一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天地。贵州亦不例外。在贵州辛亥革命前夕，立志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各派别和团体大都把哥老会作为拉拢和利用的对象，其中又以陆军小学与自治学社最为突出。 在以往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给人造成的错觉就是陆军小学与新军是贵州辛亥革命的武装力量，而陆军小学与新军之所以参与贵州辛亥革命，是由于自治学社利用哥老会为渠道对两者进行宣传发动的结果。 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陆军小学参与贵州辛亥革命与自治学社并无太大的关系，新军的加盟固然与自治学社的活动密不可分，但把新军拉入到革命的阵营，陆军小学的功劳并不亚于自治学社。虽然一些陆军小学成员认为除了陆军小学外，“在起义以前的一切秘密活动，不闻有其他政党政团参与这项运动，或予以任何支持”[3] (p424)的说法未免过于绝对，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陆军小学当时运动新军起义的活动是独立进行的，并无其他组织的引导和领导。 贵州陆军小学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背景下，于1906年仿效日本陆军制度开办的，“学生是由各府、厅、州、县保送，旧绿营的武官也可以保送子弟。年龄大都是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在报纸、杂志方面，初次看到了《民报》等新刊物，读到了不少提倡革新政治、民族独立平等、扫雪国耻、挽救危亡的议论。因此，我们不少同学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想做清朝的‘武官’或‘忠臣’，而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了”。[4] (三，p479～480)“陆军小学第一期学生，受了《民报》的影响，便在校中酝酿革命.但事机不密，丁未春为贵州巡抚庞鸿书所知，一次就开除了三十余人，占第一期学生总数的二分之一”。[3] (p412) 陆军小学之所以要联络哥老会，看中的是哥老会的势力，“当时袍哥的潜势力很大，新军、防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他们的成员，他们与满清政府在有形无形中，是一种对立的姿态。要革满清政府的命，如果不争取他们，联合他们，显然是失策的。”[3] (p409) 但陆军小学联合哥老会并不是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把哥老会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主要是把哥老会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下面一段回忆，把陆军小学当时对待会党的心态动机描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了： “要想执干戈与满人决胜负，还不能不预备大批的亡命之徒和武装斗士，因而联络枪杆阶级，富有战斗力的新军一标，就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新军的头目(班长)和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袍哥阶级，假使不加入袍哥，便不能接近他们，联络他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与他们合流。但‘归标’他们么，则须受他们的制约，而且他们的某些规章习惯俗不可耐，高尚人士，尝诋毁他们为下流，自好者，雅不屑为。两全之道，只有自立公口。因而由席正铭写信回他的本县，取得袍哥证件。③ 遂假贵阳城内王家巷朱勇烈公祠(即朱岷、朱崧弟兄的家祠)成立‘皇汉公’码头。席正铭任龙头，阎崇阶、朱少甫分任正副钱粮……这就展开了与新军一标相互往还的道路。从而新军一标的排长谭梦芝、班长戴文光、林松柏、张树臣等，先后归标到皇汉公码头来。每逢星期，都有一二人来朱勇烈公祠归标的，为我们联络新军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后在新军中又发展了标本部的两个密查：金渭滨，市中区的钱粮；庄鹏程，市中区的执法管事，都是贵阳有名的袍哥……为我们拉拢贵阳城内外的各个公口，使‘皇汉公’得到蓬勃发展。”[3] (p420～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