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者，谓之陆沉。(王充《论衡·谢短篇》) 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 一、引言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转型史，必然遭遇诸多词源学上的问题。譬如“自由”“民主”“民权”“宪法”等多半概念，在中国古代本已存在，仿若面目不清的幽灵，游荡于古色古香的经书典籍。一旦接触到近现代的炽烈阳光，这些语词的含义便无法正常显形。因此我们整日挂在嘴边的自由民主等政治口水，多半来自从日文的转译，而究其本源，却是更为遥远的欧美列强。这之间两重或多重的语言移植，很容易造成一些比较宏大或玄虚的政治话语内部的断裂。严复曾感慨“宪法”与“立宪”等译名的词不达意，难以与本土的日常生活顺畅接轨。依国朝古训，“宪即是法，二字连用，于辞为赘”；而“立宪”的字面意思，就是立法——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国的立法工程不就浩浩荡荡地拔地而起直冲霄汉了吗？显然，这样诠释“立宪”的意义，则与“新学家”的出发点谬之万里。“是知立宪、宪法诸名词，其所谓法者，别有所指。新学家之意，其法乃吾国所旧无，而为西人道国之制，吾今学步取而立之。然究竟此法，吾国旧日为无为有，或古用而今废，或名异而实同，凡此皆待讨论思辨而后可决。故其名为立宪，而不能再加分别者，以词穷也”①。 笔者不打算就此踏上词源学的训诂与考据之道途②，而愿意接过严复的话头，进入思想史深处的钩沉。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繁杂的问题：当西风西雨敲开古老中国的红漆大门，对于那些陌生新鲜的异域镜像，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是经过怎样的话语转换，将其引进国人的陈旧视野？其间必然发生的激烈碰撞，又是怎样一幅参考惨痛的图景？严复们面对中西声轨不合的冲突，在译介之时，采纳什么样的手法，使得西方的先进理念更便于为相对落后的国人头脑所接受领悟？为什么以“宪法”来翻译Constitution，对应一国之根本大法，而不是其他词语？为什么以“民主”翻译Democracy，对应民众自治与全民共主，而不是其他概念？为什么以“自由”(严复译本最初作“自繇”)翻译Liberty？——在严复看来，作为中文的“自由”很难反映Liberty的原义，所以将穆勒(一译密勒或弥尔)的名著“On liberty”译成“群己权界论”③。西文与中文的互译之间，正因其语言差异，撕裂开一片空敞的地带，供先行者发挥左右逢源的智慧，以应对他们的时代难题。由此，我们返观历史，正可审查中西之争的种种化解之道——当然，本文只能择其一端而述之，即古今之争，或称附会论。 二、宪政之镜像的附会 笔者所谈论的焦点是宪政，明确说来，是观念与制度意义上的“宪政”，而非词源学上的“宪政”。但笔者还是得指出，这一语词的源头，与以上提及的“自由”“民主”等政治术语一样，同是来自隔海相望的日本，属于观念的二道贩子兜售的舶来语。据笔者粗浅的考证，宪政思潮在国朝的流行，应该是戊戌变法过后，20世纪的朦胧前夜。而它作为西方的成品，作为强势文化的优异输出物，其中国之旅，同样遭受着中西之争的剧烈挤压：它一面指向英国、美国等“蛮夷之国”先进的政治建制，一面指向历史悠远的汉语传统。这东西参商的两面之交接难免出现断点或缺口。它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语境——保守派、维新派与革命派水深火热的争斗——亦将加重其成长的艰难。这正是降临在近代中国第一代宪政人头上的挑战。他们如何将漂流的宪政理念从中西对立的漩涡巨浪之中拯救出来，使其顺利地登陆东方宽广的海岸线？ 开宗明义，化中西之争为古今之争自然是一条可行的捷径，并且蔚然积成一种足够强劲的思潮④。而笔者对此的考察将分为三个角度：宪政之镜像、理念、制度。所谓镜像，即是以西方宪政国家为镜，映照老大中国的缺憾与蠢笨，从而促动它走向变革(“自改革”)的征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先行的国人就生发出这种比照的意识。如1848年，当时官居福建巡抚的徐继畲出版《瀛寰志略》。据后人评价，在内容翔实可靠一面，此书远远胜过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湖南人魏源所编撰的著作《海国图志》，尽管后者的篇幅是前者的五倍⑤。在这本书中，论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一节——它曾经给徐继畲带来无上的荣誉，下面引述的这段话，被铭文镌刻于美国华盛顿纪念塔的石碑之上——便开启了化中西之争为古今之争的通途： 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为人杰矣哉！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⑥ 我们没法明确徐继畲的真实用意。或许，在他眼中，华盛顿确实神圣贤明堪比上古三代的尧舜。但毫无疑问，他采用这种比附式的话语体系向国人介绍美国的政治地理，起码不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反感，反而能减弱他们接受异域文化的心理阻力。三代之盛世，几乎是每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亟亟探寻的桃花源。如今，它居然在遥远的美洲大陆化为可亲可近的现实，怎能不令人艳羡与期盼？——海市蜃楼是怎样生成的呢？这势必唤起国人的好奇心，以及“师夷长技”的心思——未必要“制夷”，而是祈望回归三代。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再是中与西而是今与古的分别。徐继畲以四两拨千斤的妙手，轻易化解了当时的国人“望洋兴叹、谈鬼色变”的心理恐惧，使他们敢于正视“米利坚”们的优越。《瀛寰志略》最终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派与中国洋务派认知西方的教科书。更为可贵的是，它为后来的“新学家”创制了一个转译西方、应付时局(尤其是旧派人物)的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