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7)01-0170-06 学界对鸦片战争以后教案史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三种理路来探讨传统社会官绅士民反洋教的原因。一是从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反抗的角度，认为教案的发生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二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为研究者所推崇的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也就是基督教与中国封建礼俗政教的矛盾。② 三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中考察教会与秘密社会、乡绅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认为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外来者的基督教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格局，因而引起乡绅及会党的不满。③ 此三种研究路数无疑推动了中国教案史的研究，但毫无疑问，他们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教案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④；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反教的主体又因何种原因而不同。⑤ 这需要我们从教案发生地的内部来寻求原因，亦即“从社会内部按照这些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1]，或许能对这些表现形式繁杂的教案有一清晰的认识。 同治二年(1863年)，发生在重庆城区的教案，其原因诚如吕实强先生的研究所论述的，“为对外人入侵的疑惧”而引发[2]。但就全国来说，深处内陆的重庆并不是受外人入侵最厉害的地方。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地方社会内部的角度重新审视发生在同治二年的重庆教案，勾勒出教案发生时复杂的地方权力网络。 一、教案发生的起因、过程 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在京签订《北京条约》，该约中文本第六款规定：“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3] 天主教川东教区所属的四座教堂毁坏已久，基址早已被改为民房或做它用。法国公使哥士耆希望将崇因寺(又名长安寺)划拨给教会，以抵还川东应查还的旧教堂，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十二日向总理衙门谎称该寺为私建庵堂，“已闲废”，同时也不在官方祀典的庙宇之内。[4] 总理衙门复行文川省及川东道，如果崇因寺确实不在祀典之列，即可令地方官照办。[5] 崇因寺位于大梁子的高坡上，乃重庆的天然瞭望台，“可以俯瞰全城，远眺四境”。它紧临朝天门，掌控两江，可谓交通咽喉所在。历代《四川省志》、《重庆府志》、《巴县志》及诸部大清一统志都将崇因寺列入“古迹”或“寺观”名下，如现存最早的四川省志——正德《四川志》载“崇因寺，在治北一里”[6]，寥寥数语，显示确非载入官方的祀典之内。但该寺“奉有关帝神像，并设有文昌、吕祖殿阁，兼有二丈余高铜佛三尊”。据此，地方士绅认为，关帝是官方正祀，且有佛像三尊，至少应归入佛教寺院，所以也就不能算空闲小庙。 咸丰九年(1859年)，云南人李永和、蓝大顺率义军由川南入四川，全川震动。其部张五麻子于咸丰十年冬先后攻占了巴县的邻县荣昌、永川后进入巴县，距重庆治城仅60里。此前一年，川东道道台王廷植奉令在城区办理团练，召集八省客长商议办团之事。由八省客长出银数千两，将崇因寺培修后“作为川东三十六属保甲团练总局”，并兴建了部分军事设施，“前设官厅，后建武库，左修仓廒，右辟较场，并筑哨楼”。该寺遂成为川东道两府二州团练的指挥、后勤中心，其功能“不但保卫渝城，即三十三(六)属借支军装器械，亦无不由总局支应。”[7] 因此，“其地不特为渝中之名胜，庙祀因之，实亦东属之要岭，民命系之”。[8] 同治元年，太平军石达开部进入重庆与贵州交界部，重庆防务更为吃紧。基于地方安全的考虑，地方士绅认为，若此时将崇因寺改建为天主堂，“则公局无处可设，团练即易废弛”，建议天主堂改建别处，“以渝郡之大，僻静地方，所在皆有”，没必要“争用武之地”。但川东主教范若瑟与法国公使哥士耆仍坚持原议，并通过总理衙门继续给地方政府施压。最后，总理衙门和成都将军崇实同意了法国公使的要求，敦促地方将崇因寺基址交给川东主教范若瑟。⑥ 当巴县合邑绅商士庶探知总理衙门已经同意教会的请求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反交割行动。地方士绅闽聚福、刘成章、李聚义、沈玉轩、简景冈、洪豫章、郑永吉、傅省三等数十人(这些人包括了当时渝城的各个群体，闽聚福、洪豫章均属八省客长，刘成章等人则为地方绅士)向巴县县令张秉堃呈请，反对将崇因寺交给天主教兴建教堂，并提出调解方案：教会在其它地方兴建教堂，而建堂费用八省客长愿意代为支付，但未获教会的同意。川东道道台吴镐、巴县县令张秉堃支持八省客长的主张，也一直拖着，未与教会办理交割手续。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清晨，因盛传当天教会要毁像建堂，保甲局首事、八省客长程益轩⑦、张先昭等召集局勇、团民一千余人，齐集崇因寺。由绅商陈桂林率领，先至姜家巷，将主教座堂真原堂打毁，后又分兵四路，将杨家十字传教士公馆，莲花池男女学堂、病院、育婴堂、孤老院，雷祖庙侧保婴医馆、复苏医馆等18处，全部打毁。同时打毁的还有石板街、桂花街、回回沟、南纪门等处教民住宅二十余处。这样的打教行动持续到二十六日。后来据署川东道道台恒保汇总，共打毁渝城天主教公产及教徒私产15处，58家，并打死教徒一人，伤数十人。[9] 教民财产损失估计约在白银30万两左右。[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