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开埠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笔谈)

作者简介:
吴松弟,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吴松弟(1954-),男,浙江泰顺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和中国经济史研究;   戴鞍钢(1955-),男,上海青浦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唐巧天(1979-),女,吉林长春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戴鞍钢,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唐巧天,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020   樊如森,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樊如森(1966- ),男,山东郓城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城市史和区域经济开发的研究;   陈为忠(1976-),男,山东日照人,硕士,南通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港口与区域现代化研究;   陈为忠,南通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7

原文出处: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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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日渐推进,历史学界重新思考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导致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等人数年来进行的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体现之一。这项研究认为,五口通商以来,先进生产力首先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形成,这些城市率先得到发展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样板和基地。此后,这种新兴生产力主要沿着重要的交通路线向广大的内陆地区扩展,由此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及其各自的腹地互为作用,而腹地的发展又受到历史基础、地理环境以及与口岸城市和主要交通路线远近的影响,由此导致各地现代化速度和水平的差距。当时与后世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就是上述因素控制和演变的结果,其影响直到今天。因此,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18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角度弄清中国各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本刊发表的吴松弟、戴鞍钢等先生的文章,侧重分析各主要口岸城市开埠以后腹地范围的变化以及对近代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和关注。

      关键词:近代/开埠城市/区域发展/港口—腹地视角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6-0005-09

      通商口岸与近代的城市和区域发展

      ——从港口—腹地的角度

      吴松弟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 200433)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和此后的被迫开埠通商,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众所周知,西方列强来到东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丧权的羞辱。然而,比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更具旺盛生命力的西方政治经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科学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同时进入中国,中国从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进程。这一进程,直到今天仍在进行着。从空间的角度考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发端于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再沿着交通道路往广大的内地扩展,由此导致了各区域的巨变。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的研究,目的就是探讨这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如何从港口城市向广大的内地发展,通过双方的互动形成后来的经济格局,从而对当时和今天产生重要影响。通商口岸与近代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沿海沿江口岸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从1842年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到1930年代开放广东中山港止,清朝通过签订条约形式被迫开放的口岸和自行开放的口岸达到104个,再加上胶州湾、旅顺口和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等四个租借地和香港、澳门两块殖民地,可供外国人通商贸易的口岸达到110个。除了山西、贵州、陕西、青海、宁夏等少数省份,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份都有了多个通商口岸。尽管各个通商口岸都在不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就全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分布在沿海、沿长江的口岸,特别是沿海口岸。

      如果将中国内地比作一个巨大的扇面,将国外比作更为巨大的另一个扇面的话,沿海口岸就是连接这两个扇面的枢纽。中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沿海口岸城市进行的。据近代中国管理各海关进出口贸易的海关总税务司署提供的数据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都是沿海海关完成的,其次是沿长江的海关,沿边海关微不足道。各年度的情况都是如此。

      沿海口岸城市在贸易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国内贸易上。中国地域广大,在铁路、公路、航空等新式交通兴起以前,水运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中国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在沿海口岸城市附近注入大海,上海、天津、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口岸城市,既可以通过河流连接内地,又可以通过海运联接中国沿海各港口。因此,这些口岸城市既是中国沿海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又是所在流域的出海口和商业中心。近代交通兴起以后,铁路、公路、轮船航运仍以东部最发达,沿海港口城市往往是重要铁路和公路的起点,河运、海运航线也在此相交。借助于方便的交通,沿海港口城市将自己的商业影响送达遥远的中国内地,加大了和各区域联系的密度,在中国的商业和经济领域更加重要。

      由于我国的铁路主要分布在东部而中部和西部较少,长江发挥了沟通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大动脉的作用。因此,长江沿岸的口岸城市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岳阳、重庆,长期以来都是各个大小区域的交通中心,新式交通兴起以后,大多又是铁路和重要公路经过的地方,因此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说,沿海口岸的开放使中国向外国资本主义敞开大门的话,沿江口岸的开放则使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直接进入中国的内地。

      尽管主要通商口岸的开放是外力强迫的结果,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然而,开放通商口岸的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消极的。开放以前,口岸城市的贸易量,除广州以外都只面对购买力比较低下的国内市场,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开埠通商以后,这些城市的市场由国内市场扩大到广阔的国外市场,从而为这些城市走以港兴市、商贸兴市的发展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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