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徐锡麟、秋瑾等人筹划皖浙联合起事，是辛亥革命史上革命党十次武装反清之一，除清末民初的各种记载外①，各相关档案详略不等地先后收入了1949年后编撰的《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秋瑾研究资料》② 等多种资料集。其中，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因编者权威、资料集中、检索方便等因素，数十年来是研究辛亥革命史或相关课题者不可或缺的主体资料。 近日笔者阅读了1907年的《申报》、《时报》等报刊，注意到皖浙案起，上海各报均在第一时间刊发消息，而后又以大版面连续多日追踪报道，刊载与该案相关的朝廷谕旨，地方督抚奏折，省、府、县往来电文，以及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等人的供词，光复军告示、秋瑾文稿、诗词等，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论说、时评，其数量远多于各资料集所收。逐字逐句将报纸刊布的“浙案文件”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收录的《浙案记略》、《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等比较，二者有一定差异③，事件经过也有较大区别。本文即对其中部分史料进行分析、比较。 一、史料差异 1、徐锡麟供词 徐锡麟被捕、就义不久，《时报》、《申报》、《中外日报》等报皆全文刊登了徐锡麟被捕后受审时的供词，与日后陶成章《浙案记略》收录的《徐锡麟供》相比，有较大差别。现将《时报》所刊《徐锡麟供词》全文录入，其差异以不同字体、符号表示④。 “锡麟供：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的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是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耳。恩铭想已击死，可惜便宜了毓钟山。此外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他要拿我，故我亦欲击之，惜被走脱。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他又当面教我拿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且要当大众将他打死，以表我名。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我从此可享大名，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尔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现已一并拿获，均不肯供出姓名，将来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论亦是。但此二人皆有学问，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好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传，并无真姓名。若尔等所已获之黄维福，系浙人，我不认识。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们杀了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剁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是我诱逼他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汶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笔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致！谨供。” 《申报》晚一日亦登该“供词”，内容基本一致⑤。 《浙案记略》收录的《徐锡麟供》：“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人可无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载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澎湃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是拿定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耳。恩铭想已击死，可惜便宜了毓钟山。此外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也要拿我，故我亦欲击之，惜被走脱。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他又当面教我捉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实。尔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现一并拿获，均不肯供出姓名。但此二人，皆有学问，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好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传，并无真姓名。若尔等所说之黄福，虽系浙人，我不认识。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偪他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大义，不胜欣幸！谨供。”⑥ 二者对比，不难看出，自首句“锡麟供：我本革命党大首领”至“我亦欲击之，惜被走脱”至“故先为同党报仇”句，二者大体一致，仅个别字句有异。如“三百年”、“三百载”，“可以澎湃专制力量”、“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我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等，皆无碍句意；朝中大佬端方、铁良、良弼等，亦直呼其名。但从“故先为同党报仇”句起，文字差别较大，其中一些差异显然不能以字句脱落、错讹来解释，而是彻底删除了徐锡麟意欲张扬个人声誉、青史流芳的所有话语，突显其“革命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