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演说》与《灭汉种策》

——对日本档案中两份重要反满文献之考察

作者简介:
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教授。

原文出处:
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孙逸仙演说》与《灭汉种策》是日本档案中两份重要的反满文献。它们有助于了解同盟会成立前后,在东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状况。前者应是当时出版的原件,经若干改动后录入《孙中山全集》中,改动前后略有差异。后者作为一份珍贵而奇特的反满文献为坊间所未见,特将全文附录于后。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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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10—0123—11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905年12月29日),日本驻长沙领事馆的官员,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一份机密报告,并附呈了两本小册子。这些重要文献保存在《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杂件册中①,它包含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重要的宣传资料。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当时孙中山等人的真实的思想与活动至关重要。其中,《孙逸仙演说》已经收录在《孙中山全集》第1卷,而《灭汉种策》一书,则长期在日本档案中保存,在坊间几乎未见流传。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同盟会成立前后,在东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如何鼓动民众投身于反清革命,故撰斯文,予以探讨。

      一、长沙领事的秘密报告

      晚清的湖南省会长沙,历来是革命派与会党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东京留日学生在国内从事秘密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对于在湖南城乡发动民众,联络会党,组织秘密结社,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均颇为着力。因此,这些革命党人的宣传品,通常是在日本东京印刷之后,通过秘密途径运抵长沙,并且由长沙向全国各地疏散。明治38年12月29日驻长沙的日本外交官报告称:

      关于送呈清国学生秘密出版物之报告

      (明治39年月19日接受,机密受字第158号。收字密信第24号。)

      临时兼任外务大臣伯爵桂太郎殿下:

      清国留学生中,部分有革命思想者,印刷了读物,如《灭汉种策》及《孙逸仙演说》两种,秘密输入清国,在各地学生中散布,兹将此种印刷物送呈查阅。

      《灭汉种策》的作者,据称系留美学生宗室某某。以此书向北京某亲王献策。大意是满人具有扑灭汉种的之意图。作者的旨意,则在于将此书作为煽动学生的革命思想之具。

      又《孙逸仙演说》一书,其旨意在于将现满族朝廷推倒,实行共和政治,同样是在清国留学生中鼓吹革命思想的印刷物。

      上呈两书,想来均系在日本秘密印刷。此等书册,大概是由广东留学生以及湖南亡命者之中革命派学生等,在日印刷后,交付本地(长沙)二、三学堂的监督。(该监督)亦属革命派。让他们在当地秘密散发。众所周知,长沙地区自康有为一派势力奋发以来,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为数不少。再有,属于革命派的清人,常常致力于与湖南联络,让学生秘密阅读此等书册。

      专此报告,仅供参考。

      在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澄,明治38年12月29日。②

      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澄认为,《孙逸仙演说》与《灭汉种策》并不是一般书刊,而是带强烈的反政府色彩的宣传品,故而专门将这两本小册子原封不动地送到东京,供日本政府的有关部门参酌。

      井原真澄的报告于明治39年1月19日送抵外务省,编号为机密受158号—长沙机密信第24号,并有主管政务局长山座和主任板田的签字和盖章。同时,外务省官员还把《灭汉种策》的主要内容,翻译为日文供上司参阅。

      一个星期之后,政务局长山座与主任板田,主持草拟了“关于转送清国留学生秘密出版物文件”的公文,将《孙逸仙演说》与《灭汉种策》又转送给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外务省之所以对这两本书如此重视,其目的是为了让文部省官员也了解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中的革命动向。这些机密文件显然曾被外务省官员仔细研读过。

      二、《孙逸仙演说》与坊间刊本之异同

      长沙副领事井原真澄寄回日本的《孙逸仙演说》封面,由墨笔大字书写。该书内容与《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所收录的孙中山先生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属同一篇文章。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演说之一。据《全集》的编者说明:本文“据吼生(吴)笔记《孙逸仙演说》(东京欢迎会会员一九0五年九月三十日版)”③。 而日本外交档案中的《孙逸仙演说》版权页记载则为:“演说者:孙文,笔记者:吼生,印送者:欢迎会会员。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九月二十日印刷,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出版,非卖品,以印刷代誊写。”④ 可见,外务省档案中保存的,应是当时出版的原件,而《全集》则是在此件基础上进行了若干改动。二者题目虽异,而内容则相同。

      兹将中华书局刊本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孙逸仙演说》两种版本的差异,罗列于下:其一、《全集》删去了演说正文前面的一段说明文字。该文记述了孙中山先生演说时背景,颇为重要,今转录如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乙巳秋八月,孙逸仙先生由欧西东至日本,留学同人开特别欢迎大会于日京之富士见楼,不期而会者二千余人。富士见楼者,日京大集会之名所也。犹以室小不能容,至有拥立道旁,仰首企望,而遥听先生之议论者,莫不鼓掌称善,以为相见先生之晚。欹欤盛矣!

      夫先生以茹苦含辛,奔走国事十余年,蹶而复起者再。至今日犹能以百倍精神,与我辈讨论民族主义,历言中国之大势,与君主立宪政体之害。纵横排阖,闻者动容。每语至吃紧,则掌声雷动,屋瓦为震。先生诚今世之人杰也哉!留学同人,既幸闻先生之名论,皆倾心奉先生之言,以为救国之标准。特惜我四万万同胞,不得悉闻先生之言,而持此主义以维持亚东大陆也。因命吼生于演说时笔记之,以公我全国同胞之闻见。我同胞当亦闻风而兴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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