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6）04—0110—07 吴汝纶是清末古文大家，严复是清末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两人的交往，是我国近代新思想与古文学相结合的一段佳话，是值得一书的历史现象。 一 吴汝纶（1840～1903）比严复（1854～1921）长14岁，二人交往始于何时，目前尚缺乏资料可稽，但可推知约为吴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期间。严璩说，1895年吴汝纶到天津访问过严复，[1] 但并不可靠。现存二人直接交往的原始资料有吴致严的8封信和严致吴的3封信，其他在严复译书的例、按中亦零星可见。书信最早的一封是吴写于1896年的，最后一封是严写于1901年9月之后的， 彼此在书信中多半讨论译书等问题。1896年8月26日吴汝纶在第一封信中说“前接惠书，文艺至高，不鄙弃不佞，引与衷言”者，即指前此吴致严信中有所建言，使严“反复诵叹”。遗憾的是，这些书信未曾保留。 严复仰慕吴汝纶旧学精湛，又乐闻新知，有记载严复、林纾等四人曾“执贽请业，愿居门下”，吴“谢不敢当”。[2] 严复为什么要学习桐城派古文？这大概与桐城派古文在有清一代的地位有关。乾隆之末，桐城派从方（苞）刘（大槐）到姚鼐，继承唐宋八家的散文，建立了“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音色者，法愈严而道愈前”。[3] 于是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之说。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为桐城中兴之功臣。由于海内从风，八股帖括亦引进了桐城古文，文以载道，有人说：“所谓桐城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4] 贺麟说，严复自留学“回国后，曾就吴汝纶学古文”。[5] 若说严回国后即习桐城派古文，则未必径向吴汝纶学，所学宗旨因是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无法遂心愿，因而悔“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蛮夷）”。[6] 在当时的官场，非“正途”出身，官是做不大的。严复想弄一个“正途”，所以想补科举这一课。为了迎合当时的八股风尚，而习桐城派古文，捐了一个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1885年（33岁）到1893年四次应试都以落第告终。他之所以不被录取，恐怕不是文章做得不好，而是不会代圣立言。为应试而习桐城古文，坊间有流行的制艺范本。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惊醒了众多有近代意识的士子，严复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的1895年初，即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政论文章，成了“公车上书”的前兆。1897年10月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1898年6月5日在《国闻报》上发表《道学外传》，无情批判儒家道统，也是他中道曾想走科举仕途的反思。文章对村学究的揭露，清理了宋以来《道学列传》的流毒，指出我国“二千年之政教风俗”的社会基础，就是这批“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的道学家。他们充塞国中，则必“上膺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按：即书院之山长）”。中国之难以改革，也就是这批人“心地之不明”。 桐城派古文家当时崇尚哪些传统古籍？正是严复向吴汝纶所请教的：“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吴答曰： 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面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学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闲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7]235 所谓“姚选古文”、“姚公此书”，即指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纂》，它是一部代表桐城派观点的选本，成书于1779年。吴说：“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7]231 二 在此期间，在吴严的通信中，有关译事的讨论，最多的是《天演论》，其次是《计学》（后改名《原富》），也提及穆勒的书，但没有深论。 严复1896年开始翻译《天演论》，由此不断向吴汝纶请益。吴则从译事、体例、文体及至译名等必认真答复，相互探讨。1897年3月9日一信，即讨论体例等事： 执事若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例，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7]144—145 吴汝纶指出了严复的要害：（一）译书所引古书古事改用中国人语，意欲以此沟通古今，喜欢拿中学傅会西学；（二）在文体上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1899年4月3日，吴又说： 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主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亦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7]235 同时回答了严复所问：“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吴回答说： 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国藩）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门，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记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适、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是小说家言，不足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