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华北农民市场意识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2—0080—09

      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生产生活受市场影响的程度日深，在与市场日益亲密的接触过程中，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市场意识随之滋长起来且不断得以强化。对农民经济观念的近代变迁进行研究，学界已有的成果主要有史建云的《手工业生产与农民观念更新》②，孔祥成的《试析农民离村与乡村观念变革——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③ 等文章，以及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周晓红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等著作有所涉及。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或者注意到了生产过程中体现出的农民经济观念发生的近代变化，或者分析了由于离村带来的观念上的更新，或者就农民整体思想的近代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但专门从农民日常经济活动表现方面去探讨他们的经济观念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变与不变及其原因，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即以华北地区为例，主要从生产方面对农民经济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变化及其原因作一初浅的探析。

      一 农业生产中市场意识的增强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9世纪末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在华北，晋冀鲁豫四省的农村也进入了一个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快速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农业卷入市场经济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农业生产中，农民的市场意识日益显露。

      （一）农业生产结构逐步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发展而变动

      清末民初时期，在华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农民的生产观念逐渐向市场化方向发生转变，结果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布局也有了变化，日益表现出市场力量对它的影响。具体为：

      1.粮食作物生产商品化

      小麦、高粱、谷子是华北平原四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清末民初时期它们在生产结构中的地位有了如下变化：

      

      

      从上表可见，进入民国以后，华北平原四省粮食作物生产结构中，小麦始终居首要地位，其种植面积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高粱、谷子的位置互有调换，不过总的趋向是高粱种植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与小麦不仅为食粮，同时还是面粉工业的原料有关。清末民初时期面粉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有大量小麦供应，结果使小麦生产的商品性日益增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们逐渐减少一些粗粮的种植而尽量扩大小麦的种植面积。

      小麦生产的商品化，从清末民初时期华北各地小麦的商品率有大幅度提高中亦可见一斑。据卜凯调查，1921～1925年间，河北平乡、盐山县，山西武乡县、五台县，河南开封、新郑，再加上安徽怀远、宿县等共九处，小麦出售率平均为43.0％。[1](p276～277) 而10年之后，1934年平汉铁路局对该路沿线各省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对河北省13处自耕农谷物产销情形的调查中，每一处均有小麦出售，13处平均为66.5％。河南省17处自耕农的情形平均为42.3％。[2](附表9) 河北省8处佃农的情形平均为56.5％。河南省14处佃农的情形平均为61.8％。[2](附表10)

      清末民初，华北地区小麦商品率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民们的市场意识缓慢地发展了。他们不再固守原来高度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模式，而是有了按市场需要来调整生产的倾向。当然，从整体上看，在粮食作物生产布局变化中体现出的农民观念的这种转变还不特别明显，但较之以往，毕竟有了一些不同，农民在生产中的市场观念前进了一小步。

      2.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化

      清末民初，华北四省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无论是耕种面积还是作物品种，都呈现出了扩大化的趋势，其中以棉花、花生、烟草的种植更为显著。注重经济作物的生产，是华北农民市场意识增强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近代农民经济观念变迁中的一次历史性进步。

      先看棉花。

      

      显而易见，1914～1936年间，华北四省棉花的种植面积均呈上升趋势。考其原因，主要在于：清季特别是民国前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和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棉纺织业的发展以及华北各地农村棉纺织副业的普遍发展，使得棉花的需求量激增，在这种市场情形下，种棉花的收益会较其他作物为高。注重务实的华北农民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其市场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发展，生产、投资观念也有了转变。在河北，“近几年来，因为植棉获利两倍于种高粱或小麦，人们愈来愈多地从事植棉”。[3](第二辑，p150) 种棉花获利较高，以致为扩大其种植面积，而排挤了其他谷物的种植。如在河南、山西省，“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3](第二辑，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