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信仰与社区

——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姚霏,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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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1—0063—11

      “上海城隍庙的风景,在很久以前就享着盛誉,许多来上海逛逛的人,大半都要到邑庙去观光一下,因为邑庙是上海市的名胜之一,它不但是善男信女奉神的所在,而且还是南市中最大的商场和游乐场。”①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话语,恰如其分地定义了上海城隍庙的内涵,时至今日,我们的描述仍无出其右。城隍庙社区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城隍信仰的功能变迁。至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隍庙已超越单一的信仰空间,成为商场、娱乐场甚至整个城隍庙社区的代名词。

      以城隍庙为象征实体的城隍信仰,在上海城隍庙社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原动作用。那么,它是如何将城隍庙社区塑造成以信仰为内核、集商业、娱乐、文化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城隍庙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里,我们将视线集中在晚清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个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期,源于传统的城隍信仰如何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互动,显然是解读这一社区发展的重要视角。

      一、上海城隍庙社区的沧桑沿革

      中国的城隍崇拜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上海之有城隍庙,起于南宋。当时的上海,只是松江府华亭县下辖的一个镇,原永嘉路12号的淡井庙②,就是华亭城隍行殿。元至元年间(1264—1295),上海升格为县,淡井庙成为上海的城隍庙。明永乐年间(1403—1424),上海知县张守约在“县西北长生桥西”③ 的金山神主庙④ 中增祀上海县城隍秦裕伯⑤,成就了上海城隍庙近600年来“前殿为霍、后殿为秦”一庙二城隍的格局。留存下来的“明代上海三志⑥”和《康熙上海县志》记载了上海城隍庙的早期情况:天顺元年(1457),知县李纹重修庙宇,殿前建仪门并刻诰文于石;嘉靖十四年(1535),住持募集财帛扩建山门并建牌坊一座,由新任知县冯彬题字“保障海隅”;万历三十年(1602)和三十四年(1606),知县刘一爌和李继周相继重建庙宇。至此,经历代修葺扩建的上海城隍庙,终与上海县署隔浜相对,成为上海县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城隍庙社区基本形成以庙(包括建在城隍庙两侧的祀祠)为中心,南濒方浜,北接豫园,东为士绅宅邸、社学,西为府馆、演武场的格局。

      当然,城隍庙社区真正繁荣是在清代。据乾隆、嘉庆和同治《上海县志》记载,有清一代上海城隍庙近旁的祀祠,除明朝留存下来的群忠祠、三李公祠、仁寿祠,增加了弥罗阁、鄂王庙、刘猛将军殿、许真君殿、药皇殿、罗神殿、斗母阁、花神祠、鲁班阁、三官殿、施相公殿以及新江、长人、高昌、五路四司神殿等。与此交织的是地方对城隍庙及近旁祠堂的频繁修扩。《同治上海县志》和庙内外的碑文记载着从康熙到道光年间,上海历代官府和民间修缮邑庙的详细记录⑦,充分彰显了城隍庙作为邑城信仰中心的地位。

      城隍庙的屡次修建,体现了邑庙在邑城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同时,地方绅民也在不断致力于城隍庙公共空间的构建。康熙四十八年(1710),乡绅集资在庙东鸠构“东园”作为城隍庙内园,每逢新年、重阳等节,官吏士绅祭毕城隍,便入东园“登高望云物”、“宴罢此中闲”⑧。乾隆二十五年(1760),邑城绅、商又集资买下庙北荒废的豫园,“仍筑为园,以仰答神庥。先庙寝之左有‘东园’,故以西名之”⑨。整顿一新的西园,“百数十年名胜湮没之区,俨然复睹其盛”⑩,逐渐成为士绅商贾开展社会活动的场所。从康熙年间到开埠前,先后有7 家执沪地传统产业之牛耳的行业公所入驻庙园。豫园的新生是地方士绅重构城隍庙格局的结果,特别是各业公所的入驻,使城隍庙社区在政治、信仰功能之外,又添经济功能,为后来城隍庙社区突出的商业性奠定了基础。

      从各类史料来看,城隍庙商市概成于清初。每逢庙会,许多摊贩和卖艺者齐集景物荒废、隙地较多的豫园,兜售货品、娱乐民众。这时的商市仍带有明显的节会性质。西园建成后,为方便士绅商贾的活动,园内开设了一些茶肆、商铺(以书画笔墨骨董业为主),于是,“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11),渐渐有了市廛的雏形。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咸丰十年(1860),城隍庙社区三遭兵燹(12),庙园屡遭破坏。然这一时期,庙园的商业气象有了长足进步:除法国驻军“惟许设书画笔墨骨董等铺”(13),曾为上海人熟悉的几家老店均于那时开设,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创设的素以酒酿圆子闻名的老松盛,咸丰五年(1855)创设的朱品斋和永生堂梨膏糖店(14)。建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湖心亭,原为青蓝布业议事场所,也于咸丰五年改为茶馆。而王韬笔下的庙园,俨然已是一个大商场:“园中茗肆十余所,莲子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饮者杂遝……茶寮而外,设肆鬻物者又百余家。隙地虽多,绝无一卉一木,堪以怡情,园林幽趣,荡然泯矣。”(15)

      历次兵燹过后,城隍庙社区亟待整修。同治七年(1868),上海县署颁布公告:“缘庙园公产向来列入官字图捐纳粮赋,现办清漕业等,理应各归各业……于同治七年分起,各自永远承粮。”(16) 将西园的修复工作交由园中21个行业机构承担,一并出让的还有土地使用权。于是,各业在修复园景的同时,纷纷把多余的地产造屋出租,使城隍庙社区的商业空间进一步膨胀。1872年8月17日刊载于《申报》的《豫园杂咏》描绘了修缮一新的豫园风光,“名园点缀不寻常,不数当年绿野堂”是对庙园商业气息浓郁的感慨。应该说,这时的庙市已与西园连成一片,形成了集古玩书画、文房用品、茶楼小吃等为一体的市场。刊印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申江百咏》中提及:“沪江邑庙皆花园,古玩书画铺多借庙中之亭台为之,故人游其中犹不知其为庙也”(17),从中已经可以窥见城隍庙社区功能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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