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1—0001—10 生存斗争学说，就中国而言，完全是舶来品。它从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中国，如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所述，它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由此可以提升人的能力，崇尚斗争，以征服外部世界，进行权力扩张。尽管学术界有人对史华兹的结论持有异议，但生存斗争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一个核心观念，举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几乎无不与此息息相关，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生存斗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演绎 严复在1895年3月发表于天津《直报》随后又作了补充修改的《原强》中，首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① 在评介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时，他说：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达氏总有生之物，标其宗旨，论其大凡如此。”在评介斯宾塞《第一原理》时，他强调：“其书于达氏之《物种探原》为早出，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② 这里的“物竞天择”， 包括物种与自然之争，物种与物种之争，以及同一物种之内不同群体之争，都被确定不移地视为既适用于动植物界，又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 影响中国最大的，其实是斯宾塞的学说，即史华兹所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所全力推介的，也正是这一学说。 随后，严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并改其书名为《天演论》，主要意图当是充分突出“进化论”而淡化赫胥黎关于人类应以伦理学制约斗争的论点。严复在该书中并通过30条按语反复申述了斯宾塞的观点，对赫胥黎所论，同于斯宾塞者加以申述，不同于斯宾塞者加以驳斥与补正。《天演论》卷上导言一《察变》按语中，在说明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之后，特别表彰斯宾塞《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欧洲自有生民之来，无此作也”。③ 导言二《广义》按语专门介绍斯宾塞的天演界说，称赞“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④ 导言五《互争》按语更直接比较斯宾塞、赫胥黎二家之言， 说明“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如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⑤ 导言十三《制私》按语则批评赫胥黎“群道由人心善而相感而立”的保群之论，是“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⑥ 导言十四《恕败》再次批评赫胥黎所述保群自存之道“其义隘矣”，斯宾塞《群谊》一篇，“则无前弊矣”。⑦ 导言十五《最旨》按语比较二人主张，说：“赫胥黎氏是书大旨，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⑧ 《天演论》卷下论十五《演恶》按语又一次激烈地批评赫胥黎说：“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塞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按语还特别提醒读者，对斯宾塞所立之群学，“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⑨ 严复在该书译序中清楚说明，选择赫胥黎此书，并非认为此书可以取代斯宾塞学说，而仅仅是因为：一、此书之旨，可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二、“其中所说，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三、“此书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矣”⑩。赫胥黎强调以伦理指导人类发展，纠正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活动规律无条件地运用于人类。严复则在这些按语中捍卫了斯宾塞的观点：在伦理领域，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残酷的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严复心目中，斯宾塞生存斗争学说的普世适用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生存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界是如何演绎的。 在严复那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自然淘汰，人为淘汰”已被运用于考察“今日之世变”，由此论定中国与西方之所以强弱悬殊，乃是因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月重，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具体表现为：其待人也，“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中国陷入“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的空前危机。为此，严复大声疾呼，要学习西方，奋起直追，以避免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祸患：“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救；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11) 随后，在梁启超那里，国家竞争被看作“进化之母”，“文明之媒”。(12) “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13) “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 使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14) 他们都以生存斗争学说推翻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从中演绎出中国师法西方变法自强的整套理论。 斯宾塞的理论，在章太炎那里，则直接演绎出以“反满”为旗号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 章太炎和曾广铨合作翻译《斯宾塞尔文集》，连载于1898年《时务报》改版而成的《昌言报》第1册至第6册及第8册，所译两篇题为《论进境之理》及《论理俗》，由于戊戌政变发生，《昌言报》停刊，《斯宾塞尔文集》的翻译中辍。章太炎和曾广铨所译的《斯宾塞尔文集》未单行出版，在《昌言报》发表时，影响也远不及《天演论》那么轰动。但斯宾塞的学说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斯宾塞的学说，成为章太炎所撰述的《訄书》的重要理论支柱。《訄书》初刻本《原变》强调：“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人之相竞也，以器。……石也，铜也，铁也，则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要之，蜕其故用而成其新用。”(15) 《族制》篇名章太炎曾打算改为“竞存”，更直率地宣称：“五帝之民，何为而皆绝其祀也？是无他，夫自然之淘汰与人为之淘汰，优者必胜，而劣者必败也。”(16) 《原人》篇则根据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断言“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化有蚤晚而部族殊，性有文犷而戎夏殊”，在“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类为断”的名义下，要求排拒亚洲之戎狄与欧美等异种：“异国之不忍，安忍异种？異教之不耦俱，奚耦俱无教之狼鹿。”(17) 孙中山组建兴中会时，所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沿袭元末明初反对元蒙统治者的口号，而章太炎及其后革命派中许多人，则将这一口号与斯宾塞的学说结合起来，使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倡导的同西方列强进行兵战、商战、学战、农战、工战等，由此也都具有了生存竞争的性质，获得了新的理论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