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媒体

——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

作 者:
王敏 

作者简介:
王敏,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现代报纸传入中国之后,它的各种功能也逐渐被发现。在近代中国报刊业中心上海,报纸的议政和政治动员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清政府对报纸舆论功能的认知也经历了忽略、关注到试图控制的过程,采取过引导、利用和渗透等办法,但均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上海有租界存在,为报纸提供了自由滋长的环境。①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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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G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1873(2007)01—0078—14

      现代报纸是高效率的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报道新闻、公布信息、发表评论、进行政治宣传等。晚清上海,报纸这些功能被发现并得以充分发挥,上海因此成为中国报业中心和信息集散地。上海这一地位的形成,除了交通便捷、商业发达等因素外,还同上海报纸与中国官方和租界当局之间形成的独特格局有关。晚清中国仍是专制时代,统治者不能容忍民间参政议政,但在上海,租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租界是自由的,居民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租界又是自治的,中国政府无法在此有效行使管辖权,在上海报纸和中国政府之间,租界起到阻隔或缓冲作用。这种独特格局使上海报纸拥有比较大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空间。所谓政治空间,就报纸而言,是指政治言论的自由度;就当局而言,则是对报纸政治言论的容忍度。

      一 上海报纸的政治参与度与政治立场

      政府关注报纸,往往是因报纸直接议政,特别是对于专制政府,报纸议政无疑是更大范围的“处士横议”,会有形成不利甚至是对抗政府舆论的危险。因此,清政府对于上海报纸的态度取决于报纸本身的政治参与度和言论立场。

      1.政治参与度因时而异

      政治参与度是指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程度,表现为议论时政、褒贬官场人物、披露与国家内政外交有关的信息等。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参与度因时而异,大体以1895年为界,之前报纸较少对朝政和官员的直接批评,之后则相反。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1873),从创办到终刊几乎与时政不发生关系。早期《申报》虽以言论见长,每天均有千字左右的论说一篇,议论社会问题、公益事业、西学等,有时也议论时政,但很少直接批评朝政与官员,对朝廷较为恭顺。创办的第一年(从1872年4月30日至年底),只有6天的论说与朝廷有关,内容均围绕同治皇帝订婚和大婚,行文恭敬,凡涉大清列祖列宗和皇太后前必空三格,皇帝、皇后前必空两格,颂扬清朝列祖列宗,称两宫皇太后为女中尧舜汤武。② 中法战争前后,《申报》对朝政和官员有不少议论,但这些议论与朝廷的立场基本一致。③

      1895年以前,上海还先后出现几份报纸,即《汇报》、《新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这些报纸宗旨各异,《新报》是上海道台为引导上海新闻舆论而设立;《新闻报》言论上较有影响是在戊戌维新以后。这两份报纸后文有专门论述,兹不展开,这里分别介绍《汇报》、《字林沪报》和《万国公报》的言论特点。

      《汇报》创办于1874年6月, 倡办者为上海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和上海县知县叶廷眷,与官方关系密切,但不是官报。报纸有议论文字,但多译自外文报纸。有时与《申报》发生笔战,焦点是要不要引进西方科技,与政治无直接关系;《字林沪报》创办于1882年,少有言论,突出新闻性,内容大部分译自《字林西报》,1886年以后,重点转至文艺方面;《万国公报》以时事报道为主, 重点在各国近事,1889年以后,才有一些时事议论,多是探索中国富强之道,也不直接批评清廷。

      1895年以后,上海报纸普遍开始议论时政,从1895年到清朝结束,有两次议政高潮:

      第一次高潮从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以变法、介绍西学、探索国家富强之道为主题。在国耻刺激下,士人群起议政,上海中文报纸成为探讨国家富强之道的公共论坛。笔者对1894年11月至1895年11月上海主要的中文报纸论说进行统计。这一年中,《申报》有256篇论说与时政有关,其中中外关系52篇;军事与军备50篇;内政33篇;介绍西学32篇;上谕谨注及官员条陈评议16篇;官员动向8篇; 探讨国家富强之道和洋务问题65篇。《新闻报》有185篇论说与时政有关, 其中中外关系82篇;军事与军备20篇;关于宫廷、官员、官场45篇;内政16篇;上谕谨注及官员条陈8篇;洋务与自强之道14篇。《字林沪报》的议政热情也同样高涨,有207篇论说与时政有关,其中中外关系72篇;国家富强之道与洋务问题55篇;宫廷、官员、官场33篇;军事、军备26篇;内政17篇;上谕谨注3篇。关于中外关系议题最多,且言论比较激烈,如《据公法以讨日本檄》④、《论倭人志在急和》⑤、《倭人违背公法论》⑥、《李傅相出使议和论》⑦等。

      这一阶段上海中文报纸议政热情,以《时务报》创办为标志,达到高潮。《时务报》自1896年创刊,即以政论和国内、国际新闻为主,梁启超名篇《变法通议》在报上连载,风行一时,梁亦因此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

      第二次高潮在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上海报纸议政热情再度高涨。标志是《时报》异军突起,给上海报纸带来新气象。首先是议政角色定位更明确。《时报》主持者狄楚青等留学日本,是宪政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他们将报纸定位为朝廷和民众的沟通者,反应民众疾苦、抨击官员腐败无能和社会黑暗。⑧ 其次是议政文体更成熟。《时报》创刊以前的30余年中,上海中文报纸论政风格与《申报》大同小异,形式呆板。《时报》则以短小精辟的“时评”代替冗长沉闷的长篇大论,结束了报纸论说的古典时代。“时评”内容取材于当天的重大新闻,不超过200 字,分版设置,极具个性。“时评”大受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胡适就是“时评”的忠实读者。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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