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奥宗光与“陆奥外交” 戚其章 戚其章，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陆奥宗光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在其外交大臣任内施展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故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被称为“陆奥外交”。“陆奥外交”绝不是非侵略性质的“和平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开战外交”。它执行的是一种“傍强”的外交路线，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做靠山，远交近攻。“二战”以后，日本对其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有一些人认为日本战败乃是背离“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力图将日本外交又拉回到“陆奥外交”的“傍强”路线上来，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载自《历史教学问题》2006.5（原文约14000字）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 ——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雷颐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载自《抗日战争研究》2006.3（原文约11000字） 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高鹏程/池子华 高鹏程，南通大学法政学院；池子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参与“丁戊奇荒”赈灾。在他看来，赈灾是手段，传教才是最终目的。他提出根除灾荒的开矿、修路等理念，实质是传播西方文明。他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赢得了灾民的尊敬。他亲临实地的灾情报告警醒了《申报》，在《申报》的报道中，李提摩太等西方人成为赈灾的榜样。他救灾的善举得到了清朝官员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与他赈灾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载自《社会科学》2006.11（原文约100001字） 电车、公共交通与近代天津城市发展 刘海岩 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随着20世纪初电车在通商口岸城市的出现，中国城市进入了“电车时代”。天津电车通车路线覆盖了五国租界和老城区，成为近代公共交通网络的中心。电车的出现曾经引发激烈的社会抗议，反映了演变中的城市社会接受外来事物的矛盾心态，以及对打破现存空间秩序的恐惧。最终，电车为市民所普遍接受，成为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了近代城市空间的重构。 传统时期的天津是以老城及其以北的沿河商业区为中心，城市空间呈团块状，城区表现为典型的“步行城市”形态。电车的出现促使城市的发展重心由旧城及河流沿岸向电车沿线转移，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民国以后，随着连接租界与老城区的电车网络的形成，城市商业投资大量向电车轨道沿线转移。电车从老城区主要沿两个方向通向租界地区：一条是红牌电车通过奥、意租界大马路；另一条是黄、蓝牌电车通过日租界旭街和法租界社总领事路。快捷的公共交通使得人们的居住地点和工作、娱乐地点在空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功能分区的形成。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城市中心区人口和城市资源的分布已经形成了以电车路线为轴，向周围辐射的形态。整个城市空间数倍扩展，呈带状分布，其中心一是海河，一是电车线，这种构成奠定了现代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 载自《史林》2006.3（原文约11000字） 论徽州传统社会的近代化 刘伯山 刘伯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徽州传统社会在清中后期以后，内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灾害，导致徽州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裂痕，传统社会开始衰落，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徽州人自我认识之后，徽州开始步入了近代社会，展开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但徽州社会又恰是存在自身的及那个历史时期不可避免的因素，内在阻挠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徽州对新事物的接受一般停留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进行的近代化转型主要表现在人文社会上，而恰是在根本体现近代化实质的工业化和产业化方面，徽州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因此，徽州社会的近代化严格来说是没有完成的。 载自《学术界》2006.6（原文约14000字） 1840年代：英国与舟山 郭卫东 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舟山亦称定海，位于杭州湾以南的浙江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占领香港，此乃中英关系史上的大事件。但英国对中国领土的最初觊觎目标却并非香港，而是舟山。19世纪40年代，舟山不仅成为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最主要的攻击目标；战后，又长期被英军占领，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1846年6月， 英军从舟山撤出。舟山两度被占长达五年半的英国占领地的历史终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