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7）01—0138—07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 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 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 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 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 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 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 《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