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 期刊出了徐建新先生的大作——《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向国内外好太王碑研究学者介绍了一种早期拓本和珍贵的题跋，这对我国好太王碑及拓本研究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我认识徐建新先生已有十多年了。此期间，他奔走于京津及北方各地，访寻好太王碑拓本，先后发现并调查了王少箴藏本、北大图书馆藏A、B、C、D本、北京图书馆藏本等。其中不乏早期精拓之本。而新发现的潘祖荫藏本则使我们对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的了解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证据。徐先生的调查论述也颇多建树。这里只就几个相关问题谈一点看法，以供各位参考并指正。 一 徐建新先生文中将新发现的“潘祖荫藏本”称为“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或“新发现墨本”①，这是很慎重的。从外观看，“该墨本为剪装裱本，裱册画心部分高36cm，宽25cm，墨本托裱于开页之上，托纸颜色已古旧变黄，裱工极精。裱有碑字的开页共计134开，每半开页两行，每行3字，另有2开题跋。”若以每半开满6字计，则有文字1608个，与碑文原有文字1775字相差了167个字。与碑石现存文字和我们能识读的文字差不多。说明这是保存文字较完整的本子。 从徐文所附图六② 新发现本的碑字情况看，文字内容与碑上文字相同。 毫无疑问，文字是先勾出轮廓再用墨点染而成的，册页上文字周围用墨浓淡不均匀，点染痕迹明显。这应该就是吴大澂所说的“墨水廓填之本”③，王健群先生称其为“双勾加墨本”④。和日本人酒匄景信携回日本的好太王碑拓本属同一类型。 所谓“双勾加墨本”是我国古代传拓碑帖的一种。先将纸复于碑石上，以手拍之，有轻微响声，碑上字形印于纸上，再就窗户明亮处描出字形，然后以墨水廓填。以手拍有响声，故谓“响搨”⑤。这种方法得到的墨本也称“搨本”。后来出现“打碑”，“打本”，将纸复于碑上，轻轻捶打，再用拓包上墨，于是有“椎拓”、“拓本”出现，“拓本”便取代了“搨本”一词。因此，这种“双勾加墨本”或“墨水廓填本”也都可以称作“拓本”。然而，与那种经过捶打，在碑上用拓包上墨的拓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潘祖荫藏本，“多数纸面平展，并无明显的字口痕迹。”徐先生认为“该墨本是用墨勾方法摹拓出来的”，应该是可信的。“摹拓”一词很准确。它反映在拓本上是阴文，而摹写则应是阳文。“多数纸面平展……”是否有少数纸面不平展——由于就碑面拍打所致。另外，经过装裱后，拍打较轻的字口痕迹难以发现，这也是“多数纸面平展”的重要原因。再从图六与酒匄比较，两种本子的字体、字形、大小基本上是相似的，甚至连错勾出的文字都一样： 第一面第2行第33字 我字错勾成木 第3行第23字 不字错勾成永 第7行第41字 群字错勾成兼 第二面第3行第26字 百字错勾成交 第三面第13行第39字 臼字错勾成各⑥ 既说明拓碑人对碑上的文字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说明此拓本经过上纸和拍打之后进行墨勾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正是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的重要特点——双勾加墨。 二 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附有四种题跋，其一为李鸿裔题跋，其二其四为李超琼题跋，其三是叶昌炽提拔。徐建新先生对题跋的考证是准确的，同时将拓本发现年代和早期流传过程进行了概括：“1881年，一位名叫李超琼的东北地方官吏在辽西凤凰城得到友人怀仁县令章樾赠送的好太王碑墨本（其数量至少有两部）。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李超琼将墨本带到苏州并在当地将每部墨本分别装裱成四册。1883年至1884年，他将所获墨本的其中一部送给了苏州的文人李鸿裔，后又通过李鸿裔将另一部送给了丁忧在籍的潘祖荫，其时间应在1884年的8 月以前……潘祖荫研读墨本后写下了数百字的跋文，并将跋文和墨本送给李鸿裔过目。1884年7、8月间，潘祖荫将墨本交给叶昌炽考证。因墨本上的错简之处较多，叶昌炽竭旬日之力，未能将碑文连缀。尽管如此，叶昌炽还是写下了录文和一千三百余字的长跋，记录了他考证此碑的心得。”徐先生的概述基本理清了潘祖荫藏本收藏的过程，只是凤凰城一地不在辽西，而在辽东，即今辽宁省凤城市，在鸭绿江下游丹东市西北。结合吴大澂《皇华纪程》、叶昌炽《语石》、谈国桓《手札》等文献，进一步证实了潘祖荫藏本的真实性。同时为我们研究拓本拓出年代，乃至好太王碑发现年代提供重要证据。 关于潘祖荫藏本，徐建新先生将其“制作年代确定在1881年以前”，亦即清光绪七年以前。其根据是李超琼题跋：“是碑，余以光绪辛巳客凤凰城时得之。碑在怀仁县之通沟口，今有分防巡检驻焉……”光绪辛巳正是光绪七年，1881年。李超琼在此年得到了好太王碑拓本，拓制应在此年之前。李超琼的题跋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参考信息，“是碑，余以光绪辛巳客凤凰城时得之。”“是碑……得之”的句式，一般是指好太王碑拓本得之的时间与缘由。如题跋之一，“高句丽碑，潘司寇加跋送来”，题跋之二“此碑余得自辽左，癸未携之来吴”。十分明确，这里的“碑”指的都是“拓本”。而叶昌炽所作题跋之三“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搜得之”，也应该是指拓本得出的时间。只是在“光绪六年……得之”前有“东国石刻平百济碑在唐初，此碑更前数百年，从来未著录”，似是讲碑石。而“光绪六年……得之”则是指碑文拓本。后来叶昌炽整理成《奉天一则》收入《语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