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1900年)年间，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为了推倒慈禧和后党的专制统治，实现光绪复政，以重振维新大业，积极筹划在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武装勤王活动。因保台失败而内渡粤东的丘逢甲及其义军旧部散众，是康有为试图组织的勤王武装力量中重要的一支。己亥(1899年)冬，丘逢甲曾应康有为的邀请赴香港、澳门，与之秘密会晤。庚子(1900年)春夏间，丘逢甲又借奉命到南洋调查侨情之机，与康有为、丘菽园等人在新加坡见面，继续会商有关发动武装勤王事宜。经过在港澳、新加坡两地的会商，丘逢甲与康有为基本达成了协议，同意组织人马参加其两广武装勤王计划，听候统一调遣，并同意届时列名于两广勤王军的起兵布告之中。对于丘逢甲的加入，康有为等人十分欣喜，对其寄予了厚望。然而丘逢甲于当年7月上旬回到粤东之后，迄庚子年结束，却一直未有所行动，其与康有为等人晤商筹划之起义密谋，也胎死腹中、化为泡影。丘逢甲何以在庚子“勤王”中最终蛰伏未动？对此时人及晚近学者都曾加以探究，但说法不尽一致，且尚未见有令人信服的回答。 1907年春，广东梅州地区的一些封建士绅曾向清廷密控丘逢甲“与革命党人通声气”，罗列丘的罪状，其中之一即为参与庚子勤王密谋之事。其密控禀文中称，丘之所以最终未动，乃是由于“温仲和太史谏从缓，闻败而止”。[1] (P325)考温仲和字慕柳(一字柳介)，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与丘逢甲为光绪己丑同科进士，两人相交多年，温去世时(1904年)，丘逢甲曾亲为之撰写墓志铭和诔文，称自己从台湾东归后，与温“相慰于潮州城下。由是交益亲，无数日不相见，辄商榷古今中外利病是非，齗齗连日夜。余务动，君则研于静。闻时局异变，余或呼哭不能忍；君虽愤激，外则夷然。两人者，相视常莫逆也，如是者十年”。[2] (P840)以如此莫逆之交，丘逢甲当时将参与勤王密谋一事告知温仲和，并听取温的意见，是极有可能的；而以温的谨慎性格，劝丘从缓(无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也是合乎情理的事。然而，即使禀文中所述确系事实，也只能构成影响丘逢甲作出抉择的一个客观因素，真正的主因尚须另作探讨。 晚近研究丘逢甲以及庚子勤王的学者多持另一种看法，即认为丘逢甲之蛰伏未动是由于他自南洋回到粤东，适逢鼠疫在当地流行，他的两个儿子和三弟均不幸染疾而殁，丘逢甲哀伤不已，遂隐居乡间不出。有学者甚至以此评论丘逢甲“非但不能率先发动，反倒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似乎难免因小失大”。[3] (P227)按，丘逢甲于1900年7月上旬(阴历六月中旬)自南洋返抵粤东汕头，得知二子丘琰、丘球夭折的消息，待赶回镇平家乡，又惊悉三弟树甲已病逝，的确遭受到很大的精神打击。其《南还抵汕头埠闻琰儿球儿殇耗哀感书此》诗中写道：“频年痛哭为哀时，谁料今朝更哭儿。拟遣灵龟向天问，挑灯和泪读韩诗。”“望尔成人竟不成，中年哀感倍伤神。青山何处埋儿骨？黯黯愁云隔凤城。”[2] (P473)哀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若据此断言丘逢甲在庚子勤王中未动的缘由即在此，却未免失之简单化。因为首先，丘逢甲本人并非“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人，不会因家事而完全置国事于不顾，子弟之殇虽可能在短时间内影响其决策与行动，却不会造成他断然与勤王运动绝缘的结果；其次，从勤王运动的组织、赞助方康有为、丘菽园等人后来的态度来看，若丘逢甲确系因家事而背约不出，必当有所议论甚或批评之辞，然而在他们此后所写的文字中却不见有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这说明丘之蛰伏未动必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对于丘逢甲在勤王运动中蛰伏未动的原因，须从以下客观与主观两方面来作分析： 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是由于此次两广勤王活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以及具体负责实施勤王计划的澳门保皇总会迟迟未能制订出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起义计划所致。康有为此时期一直是在新加坡遥控设在澳门的保皇总会进行工作，远离指挥中枢，信息传递相当困难，加上其在先取广东还是主攻广西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致使调度乖方、前敌无所适从。而具体组织实施两广勤王计划的澳门总会，人员大都是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经验的书生，自成立之后一直处于涣散和效率低下的状态，故迟迟不能提出一个具体可行的举事计划以下达给各参与者(包括丘逢甲)。[4] 其次是由于两广勤王的各项准备工作尚未完全就绪，而国内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1900年8月下旬，保皇会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未及正式发动即遭镇压，10月下旬孙中山兴中会发动的惠州起义也遭失败，清廷加强在各地、尤其是两广的戒备，勤王力量受到震慑，澳门保皇总会的活动也受到清廷的严密监视。在此情况下，不单丘逢甲，而且原定准备参与两广武装勤王的各支力量皆难以有所作为，蛰伏不动乃是共同之选择。 从主观方面看，两广武装勤王的客观条件虽有上述不利方面，但如果丘逢甲决意起兵、无所瞻顾的话，冒险犯难以为天下先也非全无可能，何况康有为也曾有要徐勤、欧榘甲催促丘逢甲“先动”的提议。[5] (P100、124)故丘逢甲之未动，又有其主观原因。据笔者之见，这主要有三点。一，庚子前后丘逢甲与康梁等保皇会人士虽在思想上多有相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出于对清廷腐败无能的强烈不满和较浓厚的汉民族意识，丘逢甲这时已萌生排满的思想。试观他在戊戌政变之后所作《感事》诗中的诗句：“厚薄分南北，胡元祚易微。本朝无异视，四海久同归。庙略因谁变？民心失所依。一言邦可丧，但计满人肥。”[2] (P306)排满意识已跃然纸上。尽管这种意识尚未成为其思想的主流，但已经使得他同康梁不能完全合拍。相对而言，他此时更倾向于选择在康梁保皇会的勤王与孙中山兴中会的革命之间进行观望。二，丘逢甲参与庚子两广武装“勤王”密谋最初源于康有为的盛情邀约，但经过与康有为及其属下人士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南洋之行，丘逢甲似对康有为和保皇会的宗旨、思想作风、办事能力等颇多疑虑与失望，双方关系有所疏远。丘氏生前好友丘复后来曾回忆道：“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自庚子春游南洋半载，备见保皇党之骗术，且观察南洋趋势，归而大变其思想，以为欲新中国非彻底改造不可。己酉四月(1909年5月)，在广州刘鸣博(士骥)与君同事两广学务处多年，至相得也，新自广西来，见君即昌言曰：‘十年相信保皇党今始知受其骗而无用！’刘本彼党中人，殆有所觉悟也。君曰：‘君至今始知其无用乎？予于十年前早已看破矣！’”[6] (P207)这段文字对庚子年间丘氏的思想状况虽难保没有夸张、拔高之处，但所述丘对保皇会认识的前后变化过程却是基本可信的。有学者作过统计，自光绪丁酉(1897年)丘逢甲认识邱菽园，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逢甲诗集里就存有与邱菽园有关的诗达12题29首之多，而自光绪庚子(1900年)五月后，逢甲诗集中却几乎找不出一首与邱菽园有关的诗，反映出两人关系明显疏远的状况。[7] 另外，庚子冬康有为曾写有致丘逢甲、黄遵宪的七绝诗三首，诗题原为《闻丘仙根水部归里，与黄公度京卿各争诗雄致不睦。文人结习，别开蛮触。国危矣，尚如此，二君皆吾旧交，以诗托邱舍人(指邱菽园)致意问讯，且调之》。诗云：“五岭峥嵘矗两峰，诗坛滕薛日争雄。如斯蛮触原风雅，只恐山河在割中。”“亡国原为好诗料，保身最好托词章。只愁种灭文同灭，佳集虽传亦不长。”“回首故乡歌大风，飞扬猛士为谁雄。陆沉应作反招隐，可惜阎浮国土空。”丘菽园在读到康有为的诗后也著文评论道：“呜呼，夏秋之间，拳匪煽焰，议剿议抚，国是倒颠，卒之仇杀外人，酿成八国联兵、京律失守之祸。盈廷衮衮，和战大事，两无把握，无一能解君国之忧。圣上西行，北方糜烂。通时务如黄、丘二君，既不能得尺寸柄，内而竭尽启沃，外而取佐折冲，徒为废置散材，借吟啸词章以自怡悦，又孰使之耶！乃二君者，平日后乐先忧，自待何许，讵料操戈于室，蹈古来文士相轻陋习，毋亦客气未平之过耶！得康君一言，当各返观而自笑。”康有为的这三首诗后来虽然因为“恐传闻失误”(事实上关于丘黄争雄之说确系误传)而未寄出，但从中也可看出康有为、丘菽园对丘逢甲的不满和两者关系的恶化。三，丘逢甲身为从台湾内渡的官绅，虽不为清廷所任用，但“在籍工部主事”的官衔仍在，社会地位非一般人可比，加之他为人稳重，经乙未抗日保台之役败后，对建政、治军之难更有切身体验，在与丘菽园的书信及交谈中曾屡言之。[2] (PP759-760、960-962)故而丘对于变政起兵一事慎之又慎，没有充分的准备与把握绝不会贸然行动。在此情况下，虽有康有为催出之令，丘逢甲我行我素、持重不发也是情理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