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10—0030—07 太平天国运动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场以基督新教为革命工具的运动，而宗教要借助人的感情才能发挥作用。费尔巴哈就认为宗教的心理根源是人们依赖感的存在，而这种依赖在某个空间内只能有一个。施莱尔马赫甚至将宗教解释为一种“绝对依靠的感情”（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1](p6—7)。宗教力量是太平军“圣战”热情的来源，也是太平天国群体认同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集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基础被摧毁的过程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群体心理纽带崩溃的表现 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把一个心理群体中个人情感的增强和理智的减弱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的服从本能：接受暗示和催眠，从而造成突破个人理性行为的集体无意识行为。[2](p25～43) 弗洛伊德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群散乱的人员不是可以随便构成一个心理群体的，那么，这些群体成员心理的纽带是什么，是谁在起着催眠师的角色？弗洛伊德选择了教会和军队这两种团体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两种群体都必须有一种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或者阻碍其结构的改变，维系这种高度建制化团体的心理纽带一旦破裂，这个群体就归于瓦解。[3](p94～98) 这种心理纽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一种错觉，也就是，在一个教会和在一个军队里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有一个头领，这个头领在前者是基督，在后者是司令官。一旦这种错觉消失，该心理群体必将崩溃。而为了维持这种错觉，头领必须以平等的形象出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成员，这样就在该人为群体中建立起两条心理纽带，一条借由效忠观念和权威相连，一条借由平等观念和该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相连，这是造成个人人格和心理变化的重要原因。[3](p102) 我们无意对弗洛伊德的结论做出修正，而是想借助于太平军这一既是教会又是军队的组织，利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一些情况对于这种心理纽带的存续和断裂做出分析，我们要关注的是，太平军的心理纽带是如何破裂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太平军领袖用谴责清廷的残暴来鼓励攻击情绪的投射，用控告清政府是淫乱、腐败之源的方式来鼓励内疚情绪的投射，把清政府妖魔化，散播清帝的非道德性，对其民族来源表示怀疑，断言清政府是撒旦魔鬼必定鱼肉百姓以支持虚弱感的投射，主张将爱投射到“上帝”和“天堂”上去。首先是对满族的来源极力诽谤：“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和，并无人伦风化。”[4](p162～163) 利用人们的性心理煽动狭隘的民族意识：“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4](p162) 其次是攻击对方领导人的道德和生活作风：“加以咸丰（原文带有犬字旁——作者注）幺麽小子，博弈酗酒，取之尽锱铢，挥之如泥沙。元明园其醉乡也，设男院其渔色也。”[5](p623) 定都天京后，所有这些攻击对方的行状都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天京事变不仅使洪秀全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权力，领导集团内部的残暴也暴露无遗，人们对洪秀全“上帝之子”的身份表示怀疑，对他的后宫生活的纯洁性也提出质疑。革命开始时，太平军将士一直奉行超血缘主义，作为以宗教发动起的激进运动，拥有的是普度众生的激情，他们用抽象概念理解人际关系，摒除了血肉人情脉络的体会，切断世俗人情关系，把自己交付给上帝，用大我意识吸收小我意识，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成为凝聚他们力量的粘合剂。而天京事变后，人们虽然宗教仪式照作，宗教纪律继续维持，但是已经不能主导大家的观念。洪秀全把次子天佑过继给已故的杨秀清，并保留了其弟杨辅清的爵位，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在原有权力系统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由姻亲和神性血统组成的核心。同时转向自己直系亲属和妻子赖氏亲族，从其中的成年人中寻找安慰和支持。为了摆脱孤独感，他开始不停地封王，设定叠床架屋的繁琐制度，但是，在太平军这个既是教会又是军队的组织里，司令官和教主本来就分属两个人——杨秀清和洪秀全，天京事变后，虽然权威混乱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血缘主义的实施让这个人为群体建立的基础（平等）消失了，这无疑隐藏了巨大的危机。 事实上的确这样，当天京城被围数月，面临城破的巨大危险时，天京城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惊恐，很多太平军战士的心理底线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里我们要引用太平天国史上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的记载，因为该书既然想掩盖某些事实，必然在伪造的手法上下一些功夫，当我们要竭力把某些事情说得跟真的似的，就必须对环境描写得绘声绘色，以竭力让人们相信自己确实身临其境，所以，赝品背后恰恰是当时真实环境的放大，我们看看这些明显夸张的描绘，在东王府和西王府，“十一日午后，忽闻声自东南来，瓦屋俱震，旋闻无数鬼苦声，似作申冤二字。杨逆巢中见一白发人遇人即笑，诘之不应，忽又不见。西巢中鬼怪愈肆，白昼亦见形嬲人。”[6](p447) 连天王府和洪秀全亲属的府上也不例外，“十三夜，伪宫中见无数红衣红面人立屋脊上作指挥之状，各贼巢亦然，殆将咸阳一炬矣。贼党遇祟自缢自戕者，不可胜计。福逆洪仁达巢中，见一顶帽蟒服者坐其中堂，驱之则化为无数顶帽蟒服者，三更以后，门外人声嘈杂，络绎徐行，作呵殿声，铁链声，竹板声，锣声，声甚希微，间有开门窥探者，见有街灯两盏，人影一队，若隐若现，在十步之外，各处所见皆同，鬼怪之扰，亦渐安静，盖城破在即，神已先入矣。”[6](p447) 这里的神，不是拜上帝教信奉的上帝，而是与之相对抗的民间“邪神”。天京城内人人自危，以至于“人妖鬼妖互相为患，殊令眠不贴席也。门以内则见妖见鬼，时时哄闹；门以外则拘奸缚盗，救火驱鬼，时时鼎沸”。[6](p447) 这显然是为了反映当时天京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不安与恐惧心态，而此时洪秀全与太平军将士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他神经质般的怀疑而恶化，天京城破之际城内根本没有储备粮食，而且洪秀全还竭力反对李秀成要求储粮的行为。这时期洪秀全与太平军将领之间的关系很是紧张，当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时，他声色俱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7](p307) 二 太平军将士认同的混乱和洪秀全重新整合认同的努力 集体恐慌心态的出现在于杨秀清死后太平军集体认同的崩塌，也在于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太平军将士形成的认同混乱。当韦昌辉和石达开以太平军外交人员的身份出现时，他们开始怀疑洋教是否真的和自己的一样，这让外国人很不理解，“彼所谈者，多系询问吾等之宗教信仰，以及发挥彼等之信条。彼言吾等均是同拜一上帝，同为一上帝之儿女，大家都是兄弟。彼继闻吾言，吾等向来怀抱同一的观念，乃问我知有‘天条’否？吾答大概熟悉，但稍加思索后，即问其所言者是否系十条？彼欣然回答确系如此。吾遂将十条圣诫中第一条之原文背述之，背述无多，彼急蔼然以手加吾肩而言曰：‘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此时彼二人面面相觑，似极满意，而翼王全神窥察之态度亦以消失矣”。[8](p903) 对于每一个太平军将士来说，他们无法想像自己到底是侵略中国的洋人的帮凶——因为他们和洋人所信奉的宗教是相通的——这是他们与洋人达致认同的特殊意识形态；还是抗拒侵略的爱国民众——因为洋人毕竟是异族——而这又与他们反叛清廷的举动大相径庭。太平军将领罗大纲就曾经对洋人表示出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让洋人也感觉很难回答：“彼问吾人既对满人心怀旧恨，而吾人皆承认同一之上帝及基督即是彼等之兄弟，何故不帮助彼等革命军……彼继而谈及鸦片问题，言吾等不应再卖鸦片。”[8](p906～907) 可是他们的爱国心却无法为人们理解，当时的普通士子甚至认为即使定都天京都是洋人同意太平军占领的结果，太平军无疑成为洋人的帮凶。《谈浙》有云：“贼入宁也，虽有土匪勾引，实自洋人让之来，盖贼本畏洋人，而洋人颇利贼至，因宁城东北面江，江之北岸地形长狭，由南绕西而北三面皆水。旧由东门至灵桥门濠河一带，无片瓦存者，江东岸亦烧四五里许，冀兵燹之余，可侵占作夷场也。”[8](p602)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还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了，外国势力在其中的作用还是如此的明显和举足轻重，这一点在外国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南京城卒于一八六四年七月，被清军攻克。于是这一度大革命——在初时对于基督教文明及外国之友善很有希望的——至是竟因外国人之协助而荡平了。太平天国几有十四年之历史，不引外援而征服了全国版图之大半。如其不被外国人所反对，则清廷必被其倾覆无疑。”[8](p942) 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运动统合自己认同的基础，与自己宗教相似的洋人最终竟然反对自己，帮助“清妖”，这让太平军在认识上出现极大的混乱，不知自己归属的组织和团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和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