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6）11—0070—06 一、1840年开端说框架下的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变局，影响极深远。史学界一般是将这次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放置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的。在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也曾被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被划分在起始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终止于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的近代史第一时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要参考变量。太平天国起义被置于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假定的大时代背景下，并因此被认为不同于传统农民战争，甚至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近代史分期的讨论因分期标准问题产生分歧。胡绳同志认为“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划分时期的标志”。这样太平天国运动因为“正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所以环绕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备已不同于以往在封建时代的历次农民战争”，而且“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趋向于用更密切地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建立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他们在不损害封建势力的范围内，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的外壳”。① 胡绳同志所说的接受某一些资本主义外壳的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是指“洋务派”。孙守仁同志是“外因论”的代表。他注意到“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国内反动统治者，他们使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并竭力保存其封建基础。他们决定了近代社会性质变化进程的状况。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国侵略势力，外国侵略势力本身性质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变化”。② 黄一良同志坚决反对孙守仁的外因论，他认为既然“中国近代历史的主角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也应该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历史”③，在肯定胡绳阶级斗争标准的同时，强调其“内因论”命题。金冲及同志则对阶级斗争内因论标准和外因论标准做了折中。他确定了两个着眼点，即两个标准：一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二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在性质上的变化”。④ 前者因为存在一个所谓“半殖民地化”问题而肯定无法回避“外因论”。而真正对太平天国起义何以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共同构成中国近代史第一时期做出解释的，则是范文澜同志。他从起义的领导者拜上帝会和起义后来在长江地区得到发展两方面论证太平天国起义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动大背景之间的关系。关于前者，他认为拜上帝教的来源耶稣教“包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道理，这些道理对中国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有相合之处。同时太平天国有反封建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有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倾向（资政新篇）”，并且“从后果看，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曾起到推动作用”。关于后者，他认为“广东有英国势力，太平军不能向广东发展，只能向湖南进军”，同时“长江一带受外国影响比北方大些”。为了强调内外因素的合力即反封建反侵略的结合，他认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两支主要革命力量，“李秀成在江浙一带用兵，自然着重在反对外国侵略，陈玉成在南京上游用兵，自然着重在反对封建压迫，分散的革命力量对抗结合了的反革命力量，失败是不可免的”。⑤ 戴逸同志的解释则进一步明确太平天国起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他先从阶级关系的配备上，认定“城市平民大批卷入农民战争，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又强调“外国侵略势力已经通过鸦片战争而打入中国，因此处在革命形势第一阶段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群众已经在自己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对外国干涉军的大规模的战争”，最后他以“这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民战争，客观上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作为结论。⑥ 这次讨论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降低，涉足者寥寥。其中李良玉教授对这次讨论，针对当前学术环境和近代史研究的任务，做了有益的梳理。他研究的意义在于打破长期以来把近代史分割为近代、现代两大块的习惯，而“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历史流程”，同时他认为“近代史分期的调整，不仅是叙事体系的更换，还包含历史观念更新的内容”。李教授尤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做了历史回顾和理论辨析。他没有涉及太平天国起义在近代史的意义问题，在他重新划分的近代史第一阶段中，太平天国起义结束的1864年不再被作为这一阶段的终止年份，而是被确定为1861年，从而对阶级斗争标准做出了突破。李博士认为“1861年有明显的标志性意义”。⑦ 但他忽视太平天国起义的意义，从而没有深化他对1861年标志性意义的认识，并依然墨守1840年开端说的格局。 笔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讨论，把太平天国置于鸦片战争后所谓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存在诸多理论问题需要澄清。同时李良玉教授对太平天国起义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本忽视也有纠正的必要。 二、对1840年开端说的质疑 传统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江宁条约》的签订，领土开始不完整，传统自然经济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解体，因而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这个约定俗成的定论，其实不过是一个假设，它假定中国社会因为外部世界的冲击而自然发生变化，特别是生产关系方面，将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任何变化，即便是因为外力压迫而被迫运动，也应该存在一个组织内部的内在驱动力，至少也应该存在这样一种驱动力的酵母。换言之，即使英国等西方侵略势力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也仅仅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提供了可能。具体是否发生变化，变化的趋势和进度如何，则都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即满清朝廷和绅士精英集团的认识能力和变革意识。英国割占香港岛的确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是否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则不可能像土地的割占这样直观。西方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里只能冀望于借助通商口岸向中国内地缓慢渗透。而这是否也能够同时引起中国政治主导力量的有意识的变革，则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历史事实证明，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力因素，更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变革，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仍旧顽强地维持着。即使有少量的近代机器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上海，且全部为外资。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没有兴办本民族自己的实业，特别是中国统治集团和绅士精英阶层，除了少数民间知识分子如魏源，对时局做出一些冷静分析外，统治集团根本没有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萌发出变革意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仍然因循旧例。茅海建教授在其《天朝的崩溃》中感叹“天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他是对鸦片战争的所有当事人进行了思想与行为的综合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茅教授发现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道光皇帝“并没有做深刻的自我反省”，在他执政时期，甚至最容易起动的“器物”变革也没有认真落实，由此产生“波纹扩大式的变化”更无从谈及。茅教授总结到：“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胁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道光皇帝的消极态度自然深深影响了他的臣子。茅教授分析的办理过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事务的清朝大员中，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颜伯焘、牛鉴等对自己的战争经历几乎没有任何感悟，耆英、黄恩彤走上了“柔夷”的极端，刘韵珂虽然玩弄权术，在福州反入城事件中“阴制”英使德庇时，但不过是蹈袭“抚夷”的老谱，而最为后世尊崇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尽管“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从神光寺事件，可看出他并没有吸取战争教训⑧。这说明中国的统治集团和精英阶层，并没有被战争的失败“打疼”。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虽然对洋人的“利器”有所忌惮，但是依然留恋固有的思维定势和行政程式。整个社会，至少是能够带动这个传统农业社会变革的主导政治力量，并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震动，以别于传统思维定势和行政规则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并有意识启动社会变革的进程，甚至仍然相信“夷”是可以通过“抚”或“阴柔”御于国门之外的。这导致处理外事的清朝官员根本无法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自己的外交策略。如两广总督叶名琛，本是处理内政的高手，先审时度势，扼杀了太平天国旁支凌十八部，又处乱不惊，将围攻广州的红巾军一一击破。但在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外交时，他的知识结构由于并没有经过更新，结果对西方列强的外交举措处处判断失误，“没有看清西方列强的修约活动是其侵华的重要步骤”，仍然沿袭广州反入城斗争时的老路，因此他便不可能判断出大规模侵略战争前的山雨欲来之势。⑨ 从广州等地的反入城事件来看，受官府纵容的绅士领导的民众斗争，仍然恪守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这种观念虽然仍然是“后来近代民族主义产生链条中的一环，是中华民族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觉醒的先声”，但也说明当时中国代表着主流文化的绅士阶层并没有为将来的思想变革做好准备。通过反入城事件，中国人对鸦片战争失败所做出的反思或反应，表现为“只是一种低级水准的斗争”，⑩ 并未突破战前的认识框架和经验范围。中国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力量既然没有形成需要变革的共识，没有形成推动社会和民族吸收鸦片战争后新经济因素的意识，那中国社会是否由鸦片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命题，便值得质疑。对鸦片战争的思想反思，基本停留在民间著述的范围内，而且这些思想家的言论根本得不到主政者的重视，其政治作为更在体制内得不到舒展。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本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提供了较为可行的实践办法，但在当时根本得不到主政者的重视。于是魏源等人的怀才不遇，便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而由于启蒙思想家们的探索并没有物化为执政者的政治意图，这更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