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6)05-091-(10) 中国学者对中国军阀政治研究在军阀混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国外对中国军阀政治的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外学者为军阀政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本文通过对中外学者军阀政治研究的主要视角的考察，客观地反映中外军阀政治研究的研究动态以及缺陷，从而为中国军阀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寻求新的方法论的突破点。 1.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主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胡绳、来新夏。他们认为，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中承担着双重角色——代理人和代表者。军阀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政治代理人。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①同时，在国内军阀则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②对于这种军阀政治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环境决定的。“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③胡绳也认为，军阀政治所导致的混乱、战争是帝国主义矛盾在中国的反映。“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两个武器——武力与财力。他们用这两个武器支持他们的代理人，反动军阀统治者；也用这两个武器压迫中国的人民和阻扰中国的革命”。④来新夏先生是中国北洋军阀史研究的佼佼者。他和其学生共同编著的《北洋军阀史》堪称当世杰作。来新夏先生在这本书中所体现出的分析方法也是阶级分析法。不过，他对军阀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提出军阀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阶级属性。他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⑤“军阀们通过土地榨取地租，投资获得利润，又以所得进行高利贷剥削和购置土地。这三者的资金相互转化、增殖，使这批人物既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与旧的封建性军阀的主要分界点”。⑥ 在中国大陆，阶级分析法是研究中国军阀政治的主导框架。这种分析方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矛盾的观点来解释军阀政治的产生、冲突和终结。从中国政治的宏观层面上看，阶级分析法具有说服力。但是，在微观层面上，阶级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它无法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统治集团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这种分析模式遭到了美国学者麦科德的强烈批评。 2.军绅关系。军绅关系分析模式是由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系中国和日本近代史教授陈志让提出的。军绅关系中的军是指1895年以后渐渐发展的军队，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他认为，1860年至1895年是绅军政权，1895年至1949年是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就是军阀政治的核心本质。陈志让认为军绅政权有五个特征：军人领导绅士；近代民族主义觉醒时代；不保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权力分散；财政自立。陈志让认为，“这个新兴的军—绅政权之所以不能统一中国，一方面是派系的分裂，另一方面是地区的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着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地区的分裂象征着既得利益不能调和，养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因此我们认为要了解军阀时期的政治问题必须集中深入地分析地区的分裂和派系的分裂”。⑦以现代化作为评判标准，陈志让对军—绅政权的评价基本上是消极的。他指出，“它造成中国政局的不安定，破坏和阻挠交通运输，摧残中国的教育，搅乱中国的货币制度。在它统治期间，中国新式工业的进步跟军—绅政权毫无正面的关系”。⑧但是，陈志让不赞成关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间的主奴关系论。他指出，“在缺乏确切的证据的情形下，与其推测军阀是否甘心作帝国主义的走狗，不如从他们的行为和政策来说明他们是否是民族主义者，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者”。⑨ 陈志让的军绅关系模式相对于阶级分析法来说是更进一步，它能够从更微观的角度来阐释军阀政权的特性。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问题。根据麦科德的研究，军绅同盟只是在民国最初几年存在，但是政治军事化结束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陈志让把军阀政权描述为‘军绅联盟’似乎并不恰当。在民国初年，省政权当然是被文官和军事精英所组成的联盟控制。然而，军事将领的利益从先前文官同盟中分离出来，政治军事化结束了这种伙伴关系”。⑩另外，军绅关系模式把军绅政权和党军政权混淆在一起。在蒋介石政权里，他已经确立政党领军模式。与军绅政权相比，党军政权的文武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3.现代化理论。运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军阀的代表人物有费正清、派伊(Lucian W.Pye)、罗兹曼。费正清认为军阀政治的产生是中国现代化不均衡发展的产物。“这种平衡的改变，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职政府权威和价值观的瓦解，同时军阀部队新的军事技术能力、更大的机动性和更强的火力也未得到相应增长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制衡。这当然已经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个主题：物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人民参政率的提高。从这方面看，军阀混战并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是中国的旧传统，而是一种近代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军备增长速度超过了能够控制他们的政治体制的发展规模”。(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