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8-0028-08 从个人与幕府关系出发，探析作为文化精英的严复与晚清幕府核心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的关系，以解读严复著译及其思想，学界已有成果。王宪明从语境出发，探讨维新变法时期的严复名作《辟韩》涉及的人际关系及其思想内容。他认为《辟韩》并不是一篇纯粹抽象的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文章，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严复之所以“辟韩”，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1]。刘桂生在王宪明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序言中称：“严复在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严著解读密码。”[2]这一提示性研究思路无疑具有启发性，是笔者研究的起点。笔者关注考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幕府关系，由此窥探严复在晚清幕府利益冲突中扮演的文化角色，期望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探究精英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缺失。 一 严复与李鸿章及其幕府 李鸿章“出将入相”后，延聘幕宾、广罗人才，形成晚清颇有气象的人才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发迹。李鸿章幕府多侧重同乡地缘。李鸿章幕府中重要幕宾30人中安徽籍就有8位。严复早期主要在李鸿章幕府当差，他的《天演论》、《原富》等传世译作请安徽桐城大家吴汝伦作序。1905年严复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也是在安徽桐城派名家姚永概再三的恳请之下。严复与安徽人及李鸿章幕府有着不解之缘。 严复作为李鸿章幕府重要成员，其政治、学术交谊甚厚的知音也多来自李氏幕府，诸如郭嵩焘、吴汝纶、马建忠、张元济等。而直接出自张之洞门下或有间接的关系的，诸如沈曾植、屠仁守、章太炎等多为严复论敌，或因各种场合的需要表面虽有交谊，但背后则相诋毁。这和各自所依赖的学术资源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他们依靠的幕府不同的利益关系密切相连。 对幕府关系网利益上的亲疏界定，将第一层次的核心视作中心地带，把最外层视为边缘地带，两者之间为中间地带①。中间地带人物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如1880年严复刚从英国留学回归，经陈宝箴通过清流派同党人物张佩伦推荐给李鸿章，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教职。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初五李鸿章有奏折《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严复名列请奖人员之首，“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华，派充该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②1890年6月，严复奔丧回天津后致四弟观澜信中称：“谒中堂，渥荷抚慰。”[3]严复与幕主李鸿章关系有加强的倾向。后因严复抽鸦片及言论激烈等表现，李鸿章予以警示，严复无改过之效，两人关系远不如以前，严复感叹：“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4](p730)严复怀才不遇与李鸿章幕府权力控制有关系。幕府权力核心的空间只有那么大，核心人物的自由空间在于参与社会游戏规则制定或掌握其运作的方式，从而为本人及本集团谋求金钱或荣誉时，轻而易举地对既定规则逾越或突破，减少或完全没有风险，社会约束在他们身上不复存在。就幕府内部而言，这种秘密性使得利益既得者粘合起来，让想进入权力核心的人付出更多的辛劳与才智，因为没有众多的边缘性人物，核心便不复存在。严复早些时候在李鸿章幕府处边缘地位，“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4](p1541)未得进入本集团的秘密空间。 严复利用才干及社会关系网试图进入李鸿章幕府的权力核心。他早年出任“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本打算在北方招生，以开社会风气之先，但报考生员素质平平，未能如愿，严复任职期间，遂充分利用地缘关系，派伯兄到福建等地广揽生徒，意在北洋水师学堂深植势力，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如1890年严复致四弟观澜信中称：“熙官及诸赴北洋投考者，皆已到津，住客栈矣。鹤鹤当朋友或充学生，尚在踌躇未定。”[3]严名在《严复的一封未刊家信注释》中指出：“熙官、鹤鹤均系严复族侄，当年阳岐严姓及外姓青年，进天津水师学堂者甚多。”[5] 严复对自己以及伯兄观涛在李鸿章幕府扮演的角色有着清楚的认识，光绪六年或七年（即1880年或1881年），严复称：“月之七日抵津，一路安恬，足宽友廑。沪上一信，想已青及。海境离闽后，尚须赴台运载铁辙，复须驶往金州、旅顺口起卸，海上迂回，辗转总需月有余日。此不特家眷附搭，得不偿失，即所招学生二十余人，年齿幼稚，初次离乡，若听其糊涂坐搭，亦殊难过意。到津后，已将此节情形禀示相国，请其给发各生由闽到津盘费，委兄护送来堂，谅可邀准。（此节十七日已奉批准照办，弟注）弟在闽时所招学生。旧腊已定者二十四人。正月招得镜秋表弟冯姓，并岪藩妹夫与弟妹姊蛭薛姓，共成二十七人。前禀若奉批准，本堂总办堂有专札，并二十八人（兄亦在内），照单与兄，前往招商领票。”[4](p729)以严复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刚形成时，严复除注重地缘关系，还注意学生西学方面的文化取向。这可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林献炘回忆中得到验证：“我是福建人，十五岁还在家中读书，马尾学堂近在咫尺，我并没有入学堂做学生的思想。十六岁时，海军统领叶祖珪回闽告诉各亲友，他此次率‘海筹’、‘海容’、‘海琛’来马尾厂修理，离开天津时，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托其到榕代为选择十五岁左右优秀子弟三十名带来，以备报考水师学堂。我由舅父介绍，1899年初，趁‘海筹’军舰随叶统领来津。此时，洋务运动已近尾声。我们报考水师学堂，由严总办自己出题目，题目为《西学所以有用论》。我们三十名均被录取。”③ 严复注重利用师承关系，巩固其在北洋水师学堂乃至李鸿章幕府中的位置：“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4](p1547)“一道员”当指吕朝周。吕朝周时为天津道，江苏阳湖人，进士出身，以道台官衔由北洋大臣奏调为水师学堂总办[6]。吕朝周早期对严复也很器重，1899年底严复从闽奔丧回天津后致四弟观澜信称：“学堂公事山积，吕道皆推俟兄到津措办，体怠事繁，然无可推诿也。”[3]但随着严复等闽党势力逐步壮大，两者矛盾也随之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