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6-0059-09 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标志着近代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奋然勃起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新学”，成为那个时代及其以后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主题。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说：“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1](P9)由此，“爰有康、梁新说之奋兴焉”[2](P20)因此，深入探讨康之新学形成的学术路径及其文化特征，有助于我们对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时代特征的把握。 一 甲午战争是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谭嗣同说他30年以前所学都是旧学，30年后所学都是新学，而“三十年适在甲午，地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3](P259)梁启超也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P249)“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无疑，甲午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其年代，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变的一个历史界标。 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意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直接推动并加深了进步思想家们对于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的重新思考。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体同时，是双方学习西方和走向近代化的最初选择。但是，曾经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中国和日本，经过30年的竞走，在甲午重逢时，已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一胜一败，一强一弱，一个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一个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其相差又何其巨也！正是甲午战败的事实，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技艺的“制器为先”的选择，开始从“政体”和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近代化道路的选择。 基于对中国变革方向的重新选择，梁启超对于洋务运动作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1](P273-274,276) 因而，如果没有政教、学术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徒以洋务琐事虚饰新政，即使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改革与不改革何以异乎？”[1](P273-274,276)至少在康、梁的眼中“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应该承担战败的全部责任。“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1](P275-276) 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认识的逻辑进程，都表明在甲午战争之后，社会进步人士已经开始了超越洋务所限，救亡之策的探讨终于超越了洋务的方案，开始从学术文化的本原上从事旧学的改造和更新，人们救亡图存的眼界从“制洋器”转向了“变政体”，从“采西学”转向了“新学术”。“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P45)因而，着力于传统旧学的更新变革遂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首要选择。 作为近代“新学”主要代表的康有为的学术文化的转向也正好发生在这一时代潮流的转折之中。他一方面借助于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功底从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一方面以所能接触到的西学新识改造传统学术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新学’与‘新政’的基本支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划出了文化观念的分界线。一个对西方文化具有了新认识，从而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的新学派，应运而生了。”[4](P187)由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学”，就以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出现，为近代学术文化的弃旧图新和政体革新，寻找到一种学理依据。那么，康有为的“新学派”的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 二 与康有为交往颇多而又学旨不同的朱一新，对于康之“新学”持反对立场。朱认为，学术不应以求新奇为旨归，“夫学术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澹，导之者复不以平澹而以新奇。”[5](P1032)正是适应了“世之才士”“喜新奇”的潮流，康、梁新学一问世即引起“少年新进，从之者众”（《康圣人的故事·追忆康有为》）的社会效应。那么，康、梁新学新在何处？① 导致康有为舍弃旧学的最直接的学术根源是西学，此一问题学界论述已多，此不赘述。现在我们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康有为创立的“新学”体系中，西学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西学的那些内容构成了他新学中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