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8X(2006)05-0043-06 一、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舆论界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恢复使用中华民国纪元，全国舆论一片倒袁之声，北京舆论界也出现了解冻的迹象，“政府之干涉威压亦较前稍宽。又天津之公民日报，措词激烈，近在东单牌楼设分所，行销甚广，无人干涉。茶馆戏园读报之自由亦渐恢复”。[1] 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月，内务部发出电令，将以前禁止发行邮递挂号的二十余种报刊一概弛禁。7月16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废止袁世凯政府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自此以至1918年10月段祺瑞内阁颁布新的《报纸法》为止，公共舆论处于一种无法监控的真空状态，与民国元年的景况颇为相似。中国的报业迎来了第二个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7月22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十一家报馆联合开会，欢送国会议员北上。大会提出：“排除恶政，建设良谟，报馆与国会应同负责任。”更有演说者指出：“无报纸，民意何以上达，报纸处于一国之中，实占最重要之地位。”[2]舆论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重视和张扬。至1916年底，全国报纸从130～150种增加到289种，比前一年增加了85%。[3]这个时期报业发展最大的有利条件，是民众已经养成阅报的习惯，“凡有文字之知识者，几无不阅报，偶有谈论，辄为报纸上之记载”，因为民众可以读到代表不同意见的报纸，他们渐渐养成了对报纸水准和新闻可信度的判断力，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报界思想上的进步，戈公振将这种状况称为中国报界的“一线曙光”。[4]162 北京为洪宪时期摧残舆论的重灾区，加之议员北上，国会重开，报界的复苏最为明显，仅仅两三月内，复刊和新办的报刊就有70余家。[5]这些报纸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众声喧哗的舆论局面：“近数月以来，京内新闻事业，异常发达，商家政客以及党派，莫不各有一张报纸以发表其意思”。[6]国务院于8月初在中央公园举行招待报界茶话会，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致词，表示：“新闻记者之职任对于国家及社会均甚重大，且为国家与社会间之枢纽。”8月4日张继、谷钟秀等国会议员又宴请报界人士，希望国会与报纸共同发挥监督作用。[7,8]当时的论者即已指出：“北京报纸最进步最上轨道之时代，不在民国元年民权勃兴之时，而在民国五年与六年民治受创之后。”[9] 然而，报纸数量众多并不代表公共舆论的发达。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指出，北京为政治中心，“舆论颠倒，道德堕落，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怪状尤百出”。[4]283更有甚者，只是为出报而出报，“用他报之文字，换自己之报名，仅印一、二百张，送给关系人阅看而已”。[10]多数报纸的规模也小得可怜，全体职员不过“编辑、仆役各一人，既无机器以印刷，又无访员之报告”，[11]以每日印1000份计算，印刷费每月只需200元左右，内容则全靠剪贴他报材料，及收罗免费的通讯社稿维持，当时北京报界流行用语，称剪子、糨糊、红墨水三样对象为“报之素”，又叫“新闻胆”。[9] 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初次加入北京报界，是1919年，那时北京报业的情况较之两三年前并没有根本改变。在他后期的纪实小说《记者外传》中，详细记述了当时北京报业的状况。主人公杨止波和张恨水一样，以前担任过外省报纸的主编，来到北京后，对首都报纸这种办法感到“很是纳闷”。 杨止波的朋友王豪仁，深谙北京报业情况，他的解答是：“要知道现在京城里办报，多数不是营业的，一家报不过印个几百份，还有印个几十份的。……至于你说的跑新闻，根本他们就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稿子一发，就算完了。”[12]32他建议杨止波只能在小报社暂时栖身，将来想法子进大报馆，不过，他紧接着提醒杨止波：“那个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开的，去不得。去，日本人也不会要。”但是，杨止波听朋友说“北京报纸，就只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销路好，而且只有它装有卷筒机”，忍不住想去看看。以前军阀时代，老百姓被欺负得可怜，北京很少人盖楼房。可是日本人就什么全不在乎官家是否许可，盖了楼房作为顺天时报的报馆。“于今看起来，盖一所楼不算什么，可是当年，而且是一家报馆，那就了不起了。[12]7” 《顺天时报》创刊于1901年，最初的发行对像是日本、朝鲜在中国的侨民，所以报头首列的也是明治年号。1905年该报“出让于日本公使馆”，“在日本外务省保护之下”，[3]40也开始了它的本土化。报头的年号换成了大清或中华民国的纪年，报馆也聘请了一些中国人担任“论说”和“时评”的撰写，如华人总编辑张伯甘，即其中的佼佼者。[9] 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顺天时报》在1916～1917年达到了它的巅峰，日发行量最高为12000份，成为华北第一大报。[13]张恨水小说中提及的顺天时报独有的卷筒机，开始使用于1916年8月9日，当日《顺天时报》的“论说”充满了对顺天时报在北京乃至中国报界领先地位的得意之情：“日本今日各报社殆莫不有此机……盖报纸日刷至十千以上者，非有此机不能应时刷竣，致该日之报纸见于阅者眼帘。而今概算，日本全国利用此机者，不下三百台也。翻观中国方面，在上海之老报者，《申报》《新闻报》两社利用此机，余则未有所闻也。”添设新机器，是因为“我《顺天时报》昨年以来，销行日扩，京津固不待论，即中华全国之各省垣各要埠，阅读本报日益增多。”[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