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6-0076-04 《大中华杂志》由中华书局出资于1915年1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17年1月因经济原因停刊，前后共出版两卷，共24期。它是民初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之一，梁启超担任主任撰述，还有一批名家为其执笔，“为欧战后之重要出版物”。[1](P223)《大中华杂志》对于“联邦制是否适合中国”、“中国应该采用何种国家体制”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些讨论和见解在今天看来也有借鉴意义，而国内研究对其关注不够，本文试做一些探索。 一、联邦论的兴起和高涨 联邦制思想的产生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距今3000多年的希伯来人的部落联盟时代。[2](P2)而直到200多年前，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才使得联邦制有了现代意义。在中国联邦制是舶来品。19世纪中叶，魏源、徐继畲等思想家最早以美国为例介绍了联邦制。1894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把“创立合众国”作为兴中会的誓词，就是渴望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当时流亡海外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对联邦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民约钜子卢梭制学论”，介绍了西方的联邦制。他认为联邦制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共和政体所以实行持久之原因也”。[3](P450)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各省纷纷要求独立，采用何种国家结构形式组建新的国家成了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独立各省长期蛰伏于中央专制的压制之下，趁着满清独裁政府行将崩溃之机，多有拥兵自重，扩大地方权力，以防止中央专制荼毒的愿望。因此，他们纷纷提倡地方分权，倡议联邦制的言论风行一时。1911年11月7日，响应起义的山东各界代表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五项即为：“宪法须著明中国为联邦制政体。”[4](P33)有一些独立省区公开提出建立联邦制，如贵州独立文告就宣称：“本省与各省同意组成联邦帝国，以达立宪之目的。”[5](P19)当时远在欧洲的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也宣称：“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尤为一定不易之理”。[6](P560) 然而联邦制的声势并没有持续多久。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而民国的建设却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外则列强未予承认，蒙藏问题危机叠起；内则各省都督专权跋扈，中央政体被架空，中央权力萎缩，行政效能低下，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深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高唱中央集权，主张建立一个效能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利于建设中央权威的联邦制开始遭到否定。梁启超指责联邦制是“自求劣败”。而章太炎在演说时说：“至美之联邦制，犹与中国格不相入。”[7](P8)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不再提联邦制。袁世凯即位大总统后，就借中央集权和社会对强有力政府的呼声大肆推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措施，阴谋复辟帝制。这时，人们渐渐发现袁世凯要建立的强有力的政府竟是“不见有国家，不见有国民，只见有一人”的“中华官僚国”、“中华总统国”。[8](P397)失望之余，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联邦制，认为联邦制有利于分权，有利于遏制袁世凯复辟帝制。于是，联邦论作为反袁专制的理论又开始受到时人的热切关注，在民国三年再度高涨。首先，出现了多种鼓吹联邦论的报刊。1914年创刊的有，进步党的《正谊》（1914年1月创刊）和《中华杂志》（1914年4月创刊），欧事研究会的《甲寅杂志》（1914年5月创刊），中华革命党的《民国杂志》。1915年10月创刊的《新中华》更是一个以鼓吹联邦制为唯一职志的刊物，该刊曾就联邦制开展过广泛的征文活动，借以宣传联邦制。其次，涌现了一批鼓吹联邦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章士钊是当时力主联邦制的代表人物。他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署名为“秋桐”的《联邦论》。该文介绍了张东荪和丁佛言鼓吹联邦制的文章——《地方制度之终极观》和《民国国是论》，借以向世人介绍联邦制。为了让国人更加了解联邦制，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学理上之联邦论》。章引文据典，对联邦制的若干问题从学理上作了探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组织联邦，邦不必先于国；（二）邦非国家，与地方团体相较，只有权力程度之差，而无根本原则之异；（三）实行联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舆论之力而已。[9](P394)戴季陶是当时另一位主张联邦制的重要代表人物。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长文《中国民国与联邦组织》。他认为联邦制之于单一制有五利五弊，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中国应实行联邦制；从联邦制的运用范围和中国的历史情况与现状来看，联邦制也适用于中国。最后，戴氏认为：“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10](P787)除此之外，张东荪的《予之联邦组织论》和《吾人统一的主张》、钟谷秀的《地方制度答客问》、曼公的《大一统论》、圣心的《联邦立国论》等文章的发表更加壮大了联邦论的声势，扩大了联邦论的影响。在民国三年至五年，随着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暴露，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受到质疑，联邦制作为反袁专制的理论受到推崇。联邦论者认为中国地广民众，民情风俗各异，各个地方情况千差万别。只有实行联邦制才能照顾到各地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把本地的政治搞好。联邦制是发达地方自治，巩固地方基础，对抗中央专制势力，巩固宪政的良好途径。在反袁斗争得风暴中，联邦论再度高涨。毋容讳言，这一时期的联邦论缺乏实际内容，对联邦论的理解还比较浅薄，只是作为反袁的一种手段。但是其实际效用和影响却不容低估，主要体现在揭起反袁旗帜、联络反袁力量、造成反袁舆论及明确反袁阵线等方面，这使得联邦论具有了积极的革命因素。 二、《大中华杂志》与联邦制之争 联邦论再度高涨后，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加入了讨论。在大多数报刊杂志都支持联邦制的情况下，《大中华杂志》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它认为中国当时不宜实行联邦制。综合《大中华杂志》的观点和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联邦制不适合中国国情。首先，《大中华杂志》考察了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联邦制国家，发现大多数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等都是“先有邦而后成国”，即“先分后合”。中国是“数千年一统之国”，如实行联邦制必要先裂造帮而后成国，这种“先合后分”的方式有悖于世界上联邦制国家的形成顺序。对此联邦论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中国不能实行联邦制。他们以南美诸国邦国同时造成的例子力证“组织联邦，邦不必先于国”，也可以，“先立国而同时造邦”。而《大中华杂志》指出，在世界联邦制国家中“先邦而后国者，其治常一成而不易，先国而后邦者，常颠倒错乱，历数十年而后定”。[11]而南美诸国实行联邦制有一定的“势”与“因”。南美诸国大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拿破仑称霸欧洲之后，才相继与其宗主国脱离关系，建立新的国家，因此南美诸国大都“无一统深远之历史”。加上其比邻美利坚合众国实行了联邦制，且强盛了起来，它们“相与规慕之而唯恐之不肖”。联邦制纷纷在南美诸国建立起来，而结果却不尽人意，“倾侧扰攘，至今不宁者，非一二国矣”。并认为：“斯削足适履之过也”。[12]由此可见，世界上任何国家“必有其国之本”，“斯本焉不可易且不许易也”。中国数千年来皆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忽而变联邦是毁其国本，悖其国情，必须“禁之使不行”。[11]其次，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不具备实行联邦制的条件，根据美、德、瑞士等国德经验，实行联邦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省或州宪法的厘定、省或州主权的确定和省或州自治基础的形成。而就中国的实情来看，这三个条件无一具备。首先，中国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一方，不听中央号令。在此情况下，中央不会轻易将立宪权许之地方，即使许之，“各省是否有定此之组织法之能而不至陷全国于混乱”也有疑问。另外，“省权向不在省民，省民亦无自握省之能”。因此，即有省宪法，也难免不为“豪暴所利用所蹂躏”。其次，省主权的确立需要两个条件：一，省民与省议会的威信能够驱策一省之官吏；二，一省官吏又能鞠躬尽瘁，不待督促而能自举一省之政。而现实是省议会甚至国家议会时常被轻而易举的解散，毫无威信可言，何谈驱策省吏？而各省官吏只知道升官发财而不知政务为何物。因此，真正属于省民的省主权也很难确立。再次，联邦制国家邦为国基，而邦之下又有城镇乡，“惟城镇乡早具自治之基，故邦易以建设于其上，亦惟以邦久享独立之实，故国易以构成于其上”。而中国的城镇乡为军阀割据和家族势力所控制，根本不具备自治的基础。因此无何凭借“以为建筑联邦之基”。[11]所以，《大中华》认为联邦制不适合中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国情，在中国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