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3-0097-06 五四时期颇具声名的《新青年》杂志，以其在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新旧嬗替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受到学界的重视，被誉为“时代的号角”、“新文化元典”①。而其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变革所作出的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思想贡献，则缺乏专题性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新青年》刊布的文字为主要资料，探索《新青年》与近代国家观念变革的关系，为完整、深入地认识《新青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希冀从一个侧面弄清五四前后国家观念的基本走向，揭示知识界中的先进者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以及创造“理想之中华”的矢志追求。 国家振兴的希望在青年 诞生于民初政局变幻年代的《新青年》，遵循新陈代谢的基本法则，把国家振兴的希望直接寄托于青年，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探寻“国势陵夷”中的“治国之道”，构成近代国家观念更新的新取向。 辛亥革命以推翻帝制、创建民国而彪炳史册。然而，民国建立后的政治实践，却是专制政体的回光返照，共和国家的名实不符。对此，人们痛心疾首，备受煎熬。孙中山悲愤地回顾：“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②李大钊则沉痛地指出：“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③陈独秀更愤怒地控诉：“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④时贤如此不约而同地悲愤诉说，足见专制还魂，国家堪忧，前途茫然。从观念形态上考察，由于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惰性和纲常伦理的说教，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百姓自甘奴隶而安之如素。大多数国民既不知民主的真谛，更无勇气参预国政。有人曾就当时民众对共和国家的认识作过估计：“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⑤可见，辛亥时期曾经播扬的建立近代国家的思想，远未泛化为广大国民的共识，共和国家的根基还十分脆弱。 民初共和制度下“转生出专制”的痛苦现实，迫使先进中国人重新思考：民主宪政的旁落，固有“豪暴狡狯者”专政、窃权的外因，更有国民素质与共和宪政相去甚远的内因。共和制度的存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思想的觉悟程度。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多数国民脑子里“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要巩固共和制度，“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⑥。梁启超后来也反思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⑦《新青年》正是把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健全人格的觉醒放到突出位置，以人的现代化促进国家现代化，并把国家振兴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青年身上，成为近代国家观念更新中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 《青年杂志》创刊号开宗明义：“国势陵夷，道衰学弊”；本杂志“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⑧。陈独秀则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论述：“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⑨他热忱希望青年“自觉勇于奋斗”，担当起“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责任，以“适于今世之争存”。面临“国势危亡”的现状，《新青年》刊文揭示：“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欲国之强，强吾民其可也；欲民之强，强吾青年其可也。”强民之道，在“正其志趣”，“培养其道德”，“发扬其精神”⑩。李大钊也热情洋溢地指出：“青年贵能自立”；青年应以“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沈滞之质积”；殷切期盼“吾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肩，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11)。把“修身治国”、“巩固邦基”、“振威邻国”、“再造国家民族”的责任，集中寄托在青年身上。 国家振兴的希望在青年，要求青年树立时代精神，适应社会环境。《新青年》宣言：“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12)陈独秀告诫青年：“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要顺应世界文明潮流，“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须破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奴隶道德，“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13)。 国家振兴的希望在青年，需要青年焕发青春活力，再造青春国家。李大钊满怀激情地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长文，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他认为：“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从历史考察，“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国家兴亡，其责任首在青年，因为青年充满生机和活力。他鼓励青年“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他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弃黑暗而求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14)。高一涵把中国“共和”的希望赋予青年，明确“吾辈青年责任，在发扬立国之精神，固当急起直追，毋以政治变迁，而顿生挫折”(15)。只要青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练志、练胆、练识”，中国就终有实现共和政治之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