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潘光哲,助理研究员,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时务报》是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它的内容多样繁富,在读书界引起了各式回响。本文以《时务报》刊载的译稿为对象,分析这些译稿提供的讯息,并尝试述说在晚清中国开创关于“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的过程里,传播媒介所能扮演的独特角色。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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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5-0001-18

      一 前言

      曾是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之一的高凤谦(梦旦),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还只是蛰伏于福州一隅,未及而立之年的青年士人。由于兄长高而谦的好意,帮他订了一份《时务报》,①就此成为它的爱读者。高凤谦自称曾经“涉猎译书,又从出洋局学生游”,因此对“泰西建官、设学、理财、明刑、训农、制兵、通商、劝工诸大政”,都有所略闻。②所以当他读到了《时务报》之后,对它蕴载的丰富内容深有所感,却同时也对它可能招致言祸,颇表担忧。好比说,《时务报》所刊载的“《民权》一篇,及翻译美总统出身,欧洲党人倡民主各事,用意至为深远”,可是,“风气初开,民智未出,且中国以愚黔首为常,一旦骤闻此事,或生忌惮之心,而守旧之徒更得所借口,以惑上听。大之将强遏民权,束缚驰骤,而不敢少纵,小之亦足为报馆之累”。所以他写信给《时务报》的“总理”汪康年,③劝说道:“此等之事可以暂缓,论议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④

      《时务报》上让高凤谦觉得“用意至为深远”却又忧虑可能会以言贾祸的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它的工作团队各献己力的心血成果。所谓“《民权》一篇”,指的是汪康年自己动笔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⑤是篇当时即引起不少回响的名文;⑥至于所谓“翻译美总统出身,欧洲党人倡民主各事”的文章,则都是列名为《时务报》“东文翻译”的日本人古城贞吉提供的译稿,⑦为什么会让高凤谦觉得“守旧之徒更得所借口,以惑上听”,倒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从这个例子看来,作为晚清“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⑧即使早已是学界注意的研究对象,⑨成果丰硕;只是,见诸《时务报》的文字,除了诸如汪康年与梁启超等名家作手的堂皇议论文章之外,它的篇章里蕴藏的讯息材料(例如,古城贞吉提供的这两篇译稿),则显然还别有天地,值得史学工作者细细琢磨。本文即拟以《时务报》发刊的各式各样的译稿为对象,初步分析这些译稿提供的讯息,⑩并尝试述说在晚清中国开创关于“世界知识”(11)的公共空间(12)的过程里,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所能扮演的独特角色。

      二、媒介、翻译与追寻“世界知识”的可能性

      1898年3月21日的夜里,一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伏案工作,修改儿子皮嘉佑的作品《醒世歌》,(13)盖在此刻,仍然有不少中国人犹且欠缺一般的地理常识,(14)何遑论及认识世界局势?皮嘉佑的《醒世歌》,刊诸《湘报》,如是声言道:

      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15)

      皮氏父子的努力,明白反映出维新之士企图透过《湘报》这份媒体,并以通俗歌词灌输地理常识与世界局势之认识的用心。(16)可是,《醒世歌》刊出后,正如皮锡瑞自料“人必诟病”的预期,旋即遭受反弹,(17)日后被贴上“保守派”卷标的士人如叶德辉,即对《醒世歌》的观点进行严厉的驳斥,倡言“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不以《醒世歌》“中国并不在中央”的观点为然。(18)可是,皮锡瑞与叶德辉的“对决”,并不是见诸现代意义的媒介,而是透过私人书函往返或是面谈或是辑为书籍的传统样态,公之于世。这样看来,现代意义的媒介在这个时分的中国作为介绍新知识/新观点的例行化工具,即使已然激起涟漪无限矣,不同观念思想之间交锋的物质样态,还是新旧杂陈。

      然而,皮锡瑞对于《醒世歌》见诸《湘报》“人必诟病”的自知,与叶德辉旋即起而驳之的反弹行动,显示了现代意义的媒介在士人的读写世界里,已有一席之地(故《醒世歌》见诸《湘报》后,即为叶德辉读之,乃发驳论)。盖自中西海通交流以来,中国士人对西方现代世界的诸般样态闻见愈多,知晓愈广,像报纸这样的现代媒介的意义与作用,迅即广泛地成为他们倡议大清帝国开展改革事业的参照要素。如改革派士人先驱之一的郑观应将“日报”看成是“泰西民政之枢纽”,并举证历历地论说西方各国“报馆”数目之众,作用之大,“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还具有深刻的政治效果:“是非众着,隐暗胥彰。”(19)康有为亦将报馆看成是足供“见闻日辟,可通时务”的工具,所以应该奖励民间设立;(20)他更在可供为“知敌情”之资的脉络下告诉清德宗:英国的“《太唔士》”与美国的“《滴森》”是西方“著名佳报”里“最著而有用者”,应该命令总理衙门“译其政艺”,不但成为皇帝取读之资,“可周知四海”,也该“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寮咸通悉敌情”。(21)至于生平还莫知其详的王觉任倡言“开储材馆”,将“各国新报”列为应该翻译的材料之一,使进入“储材馆”的精英能够“以广学识”。(22)这些意见,展现了这样的态势:有意识地翻译西方的信息材料,作为汲引来自异域的知识/观念/思想(乃至于“敌情”)的手段,并使之透过像报纸这样的现代传播媒介形式广泛流布,俨然已蔚为社会共识。(23)

      这样的社会共识,并即得到了付诸实践的尝试。康有为等于1895年8月17日创设《万国公报》于北京,(24)就是维新派士人迈出的第一步;随后,北京强学会设立(1895年11月中旬),(25)又于1895年12月16日开始刊行《中外纪闻》,便把翻译来自于西方的新闻信息当成是这份刊物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外纪闻》的《凡例》即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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