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学大潮中的博物学知识

——论《国粹学报》中的博物图画

作 者:

作者简介:
程美宝,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 广州 510080)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近十多年来,有关西方的学科分类、知识结构、当中涉及的词汇和语法的表述等如何影响清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学者已有较多的讨论,少有论及的是在这个学科结构重整、专业分工未明的过程中,部分原来只具备传统经史之学训练的文人,如何在具体的方法上实践他们所认识的西学。当时,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在界定“何谓国粹”的过程中,也有选择地吸取西学,企图将他们所认识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国粹”或“国学”这个框架之中。1907至1911年间,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刊物《国粹学报》刊登了100多幅以中国本土的动植物为对象的“博物图画”,可以说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尝试应用其仅有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一种实践。以这批博物图画为研究主体,结合其他文字和图像资料,考察当时作画者的博物学知识和博物绘画的技巧来源,并从中探讨清末民国的中国文人的自我期望与定位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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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8-0018-14

      清末以国学保存会为中心的国粹派活动,向来为研究者所关注,而关注的重心,一是其经学与史学思想以及当中透露的反满立场,二是相关成员在界定“何谓国粹”的过程中,如何有选择地吸取西学。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特辟一章,讨论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指出“人们多习惯于把国粹派描绘成抵拒西学新知的形象,实则大不然。国粹派最初迎受西学的途径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共同点,就是许多人曾经或始终是西学的热心传播者”①。罗志田在其《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争论》中,以“国粹不阻欧化的思路”,总结国学保存会主将邓实“欲结东西洋两文明并蒂之花”的理想,以及许之衡谓国粹“助欧化而越彰,非敌欧化以自防”的立场,并指出这样的思路其实是当时“不少学术或思想观念有相当歧异之人的大致共识”②。近十多年来,有关西方的学科分类、知识结构、当中涉及的词汇和语法的表述等如何影响清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学者已有较多的讨论,少有论及的,是在这个学科结构重整、专业分工未明的过程中,部分原来只具备传统经史之学训练的文人,如何在具体的方法上实践他们所认识的西学。国学保存会的一些成员,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心向往之,企图以之为另一种途径来体现中国既有的格物致知之道。1907至1911年间,国学保存会的主要刊物《国粹学报》刊登了一百多幅以中国本土的动植物为对象的“博物图画”,可以说是国学保存会的成员尝试应用其仅有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一种实践。虽然这批博物图画论精确性与当时西方和日本的动植物学绘图尚有一段距离,但从画上附有详细的说明,以及这批画与学报其他被列入为“美术”栏目的图画有所区别的做法看来,学报的编辑和作画者显然是将之视为科学的博物绘图的③。《国粹学报》是研究国粹派不可或缺的史料,其言论文章固然值得重视,但其自1907年以来刊登的大量图片,却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或仅仅被视为辅助材料。笔者认为,姑勿论如何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这批博物图画,仅是这种形式的图画在其时出现在《国粹学报》这一事实本身,已颇堪玩味。根据画中的题签,我们知道这批画全部出自一个少有人论及的国学保存会成员蔡守之手。这些博物图画为何会刊载在《国粹学报》上?其作者蔡守是何人?他是如何绘画这批图画的?他的博物学知识和博物绘画的技巧从哪里获得?这些都是我们马上会想到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以这批博物图画为研究主体,结合其他文字和图像资料,尝试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并从中探讨清末民国的中国文人的自我期望与定位。

      国学保存会博物学知识的传播

      在我们比较详细地考察《国粹学报》上的这批博物图画之前,也许有必要先简单交待一下国学保存会如何尝试传播博物学知识这个背景。

      尽管在《国粹学报》中这批“博物绘图”属“插图”,我们不妨把它们视作国学保存会所设计的“国学”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粹”或“国学”这个框架中,国学保存会的成员不仅置入他们对传统经史之学的领会,并导入他们所认识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企图打通中西之学。国学保存会曾拟设国粹学堂,在1907年刊登的启事中,宣称要“师颜王启迪后生之法,增益学科,设国粹学堂,以教授国学”,而国学的微言奥义,“均可藉晳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他们期望,“从学之士,三载业成,各出其校中所肄习者,发挥光大以化于其乡。学风所被,凡薄海之民均从事于实学,使学术文章寝复乎古,则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可见,在国学保存会的成员的设想之中,各种学科的增设,知识分类的扩大,是在“国学”的框架中完成的,我们看来是新知识的引进,按照他们的逻辑,却是古学的复兴。从附于该启事之后的“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所见,该学堂“略仿各国文科大学及优级师范之例”,共设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1门学科,每个学科按学期和程度设计教学内容。其中,“博物学”教授的内容包括“中国理科学史”、“中国植物”、“植物动物”、“动物矿物”、“矿物古生物学”和“理科大义”④。

      这样的学科设计,在清廷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中,早就有所体现。虽然国学保存会的成员排满的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透过定义什么是“国粹”来表现的,而国粹学堂的拟立也是这种旨趣制度化的尝试,不过,国学保存会的成员的排满立场并没有妨碍他们认可甚至参与官方的教育改革,国粹学堂的课程设计与清政府的学制既大同小异,国学保存会的成员,更积极编辑出版乡土教科书,回应癸卯学制《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有关小学堂要教授乡土历史、乡土地理和乡土格致的举措⑤。

      国粹学堂最终似乎并没有真正办成,但《国粹学报》和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乡土教科书,仍然体现了其成员传播西方科学包括博物学知识的努力。自1907年3月第26期开始,《国粹学报》便增设了“博物”一栏,首发的两篇文章是刘师培的《物名溯源》和许效卢的《海州博物物产表》。这一加入博物学文章的举措,应该是为了配合国粹学堂的课程而设的。国粹学会的成员和当时绝大部分的读书人一样,是治旧学出身的,他们有关博物学的论述,反映了他们尝试结合他们阅读过的一些西方和日本博物学的译著,重新理解中国既有的与博物学有关的古籍,这从刘师培《尔雅虫名今释》、《论前儒误解物类之原因》,沈维钟《蟋蟀与促织辨》,薛蛰龙《毛诗动植物今释》,郑文焯《楚辞香草补笺》等文,都可见一斑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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