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有了很大发展，可以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海峡两岸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更是80年代之前所未曾有过的情况。然而，繁荣中也有忧虑，前进中亦有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属于老问题变出新花样，有的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而要使近代史研究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不能不认真考虑。 一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学者们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学术著述与学术会议增多，自由讨论的空气较前浓厚，对各种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促进学术的发展。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也反映出一个学术研究要不要坚持科学性问题。例如，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本来是近代史上两次最大的革命运动，无论就其历史推动作用还是对历史经验的积累而言，都曾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过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革命斗争，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所以，历代革命伟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曾对它们作出过肯定的评价。而于今有的学者，对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悬若天壤，一个要低之再低，多低都不为低；一个要高之再高，多高都不为高。难道这两种评价都是科学的吗？在学术争论中，某种偏激见解的出现是正常的、常见的和由来已久的，只是两种偏激之见集中在一人身上，这样典型、这样对照鲜明，且并非出于感情上的好恶，而是完全属于理性的思维，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现象的实质和根源，也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乃至建国以来近代史的研究的状况，不能不涉及一些有关史学的历史经验和基本理论问题，甚至对一些过去约定俗成的说法，重新拿出来加以讨论。 二 关于为现实政治服务 文艺要以歌颂或批判的方式为社会现实政治服务，本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对史学研究还没有直接这样讲过，但事实上却一直按此方针参照执行，故多年来史学研究上的一些得失利弊，都往往与之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 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一定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政治，可以说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否则，政治上就会失去法律保障，经济上也难以生存。中国史学自西汉中期由司马迁创建以来，在自己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几次转型，即指导思想与阶级属性的根本转变，以致形成几个前后不同的阶段。而究其原因，则主要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史学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史学如要承担现实社会向它提出的新的政治任务，也就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形成自身的新陈代谢，新史学取代旧史学，占据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于是，中国史学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辛亥革命后，反对帝制与实行民主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内容和历史潮流，而原来的旧史学却只能为封建帝制服务而不能为民主政治服务，故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一场史学革命中被无情淘汰，其原有的尊崇地位被民国新史学所取代。及至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国家政权性质由人民民主专政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亦因资产阶级史学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遂在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① 中被无情淘汰，其在史学领域中的主体地位也被马列主义史学所取代。然而，历史学究竟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怎样才算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问题。《史记》曾对刘邦、吕后多有微词，而对项羽、韩信却充满同情与敬意，以致被人斥为“谤书”；《资治通鉴》则对众多的帝王进行过批评。难道它们没有为当时的现实政治，即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应该说不仅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且服务得非常好，故而受到历代帝王的欣赏。可见，对这个问题强调过分，理解过于狭隘，过于简单、直接，也会走向愿望的反面，使优秀著作遭到扼杀，平庸甚或有害之作四处传播。经过十年动乱的教训，这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史学界同行有了共同认识，但实际上，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究中曾发生过“三大高潮”与“四个阶梯”之争，表面上双方见解尖锐对立，各持一端，实际上却仅仅是政治内容与方向上不同，而在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其理解与做法却并无分歧。就是说，他们对于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与做法，都只是停留在宣传上，用“借古讽今”、“以古喻今”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表面上，即口头上或字面上说的是历史，实际上，心中之所想、所指，却是现行政策和现实政治问题。古代史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少，而要让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多半要靠那些影射史学之类。而近代史则属近水楼台，同现实政治联系较多，只要把那些与现实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拿来，加以批判或歌颂，也就达到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例如，借歌颂义和团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借歌颂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借批判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来批判蒋介石等等。由于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相近，所以，在近代史学乃至整个史学领域，也就最受青睐，独占鳌头，以致在中国史学史上风光了几十年。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中心改变，由强调战争、强调革命、强调阶级斗争，转而强调资金、强调技术、强调现代化，由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转而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列强，学习其积极追随者“亚洲四小龙”。在新的形势下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一些学者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排队，提出四个阶梯之说，以打破原有的相关理论体系，实现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年代向建设年代的过渡。然其最大的改变，不过是洋务运动地位飞升，义和团运动遭到淘汰，太平天国虽屡遭批评但仍保有一席之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尤其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太平天国的日子则一天不如一天，不断受到一些莫名其妙冲击。例如，政治上搞包产到户，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治上否定“文革”、批判“造神运动”，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红卫兵，是神权政治；政治上强调稳定、强调发展经济，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稳定、破坏生产；政治上强调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传统文化；政治上要批判邪教、取缔“法轮功”，就有人指太平天国为邪教；政治上要批判“台独”，推进中国的统一，就有人要取消太平天国的国号，搞什么“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甚至连什么国际承认都搬出来了。凡此等等，都曾在史学界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有的甚至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同一个太平天国，同样是被人用来充当政治宣传的工具，其政治命运竟会如此天差地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除要看到政治上的变局这一外部条件，亦需要对其内因，即历史学的自身特性，作一些认真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