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712(2006)05-0090-03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从戎，因镇压太平天国而成为晚清“中兴名臣”。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心欲任天下之重”的曾国藩有了转变人生角色的契机，他由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学者型官僚一跃成为显赫的湘军统帅。自咸丰二年(1852)奉旨兴办团练到同治十年(1872)死前二十年间他一直办理军事，其军队的创建和组织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军队近代化之先河。探讨曾国藩兴办团练的思想可以使我们对湘军的历史特质和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军阀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一 赤地立新，特开生面：“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 团练之制始于唐代，历代相继，沿而未废。及至清代，遂衍变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工具。在清朝的军事体制中，团练是国家统领的正规军即“经制兵”(八旗兵和绿营兵)战时的补充力量。嘉庆初期白莲教在五省起事后，清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因日趋衰落，难担重任，乡勇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太平天国起事后，自广西一路直下武昌，盘踞金陵，军势鼎盛。清朝临时组建的征讨部队，将帅掣肘，形同陌路，“败不相救”，一溃千里。 咸丰二年，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等丁忧在籍的官员兴办团练。但皇室对地方兴办团练显然抱着一种矛盾心理：镇压太平军需要地方团练的支持，但又恐怕地方势力日后有尾大不掉之虞。因此清朝廷对地方兴办团练的方针是：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要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蓍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可见朝廷对团练的定位是用于地方自卫。曾国藩赤地立新，特开生面，他在对战时形势和清朝军队状况这样分析： 自军兴以来两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军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何故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1] 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用普通的团练来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就不抱什么希望，因此另立新军成为曾国藩的考虑：打“团练”之招牌，行组建新式军队之实。他说，“团练”二字宜分开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稽查奸细；练即简兵请师，制械造旗，可防本省，亦可剿外省。这种解释完全突破了清朝对地方团练的政策限制。好在曾国藩的建军计划获准通过，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四五十位团练分道扬镳，独挡一面。后来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叙团练大臣》中说到“文正不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轸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2] 这样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取得了官勇的合法形式，但既然是“赤地立军”，曾国藩自然不把他的部队纳入国家正规军系统，使日后朝廷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日渐式微，促进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间接地动摇了封建王朝的军事基础。所以在与王鑫和李元度的分歧中，曾国藩始终坚持“兵为将有”的原则和湘军的独立性。随着太平军出省作战，在军饷和处理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矛盾使曾国藩以退为进，“委军回籍”，日后“夺情”出山取得地方督抚之权也正是曾国藩维护湘军利益的最好注脚，形成了晚清督抚专政的局面。说到底是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与传统的清朝军队体制之间的矛盾使然。 另外两点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区别于地方武装，安排有战略预备队，有系统而严格的营规，对扎营、开仗、行路、守夜、军器、日操、夜课都有明确的规定；曾国藩作为地方洋务运动的典型代表力主向西方学习，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在其领导的湘军装备了大量从西方国家购买的洋枪和洋炮，战斗力大为提高，在最基本的作战单位中都配备有专门的炮队。这些安排适应了近代战争发展的需要，区别于传统的“马上得天下”的军事思想，标志着近代战争意识的萌芽。 二 别树一帜，改弦更张：近代军阀制度的设计 自从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的教训，其军队调遣制度的安排在于防止将官的谋反，因此每逢战事，征伐之军由各省抽调，统帅有亲王或郡王担任，造成兵将不和，虽然防止了军队“私属”关系的产生，但部队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曾国藩总结过国家的“经制兵”不堪一击的弊端与清朝军队的调遣体制有莫大的关系。之所以出现战事中“败不相救”的现象，曾国藩在湘军的政治标准和内部关系上的安排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解释。建立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认为要有“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滔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3] (196)的团队精神。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上的应用，作战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将官统帅的骑射武艺在一场战事中的作用在下降，树立“生死不弃”的团队精神更显得重要，这对于军队走向近代化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启蒙，开历史之先河。而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首先需要在选将和募勇上有一个严格的政治标准。 在募勇方面，“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录用。”[4] (463)曾国藩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5]”他曾经说过：“山僻之人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乡村多朴拙之夫。”[6] (210)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在曾国藩看来，山野之人，多朴实无华，易供驱使，惯于吃苦耐劳，不怯战事。因此湘乡、宝庆偏僻一带多为招募之所。 在选将方面，曾国藩多以书生士人为将，一方面，书生士人相对于八旗和绿营的将官来说没有娇懒惰怠之气，在维护纲常明教方面多“忠义血性”，思想动员更为容易；另一方面，书生中不乏罗泽南、王鑫、郭嵩焘、刘蓉等典戎现实成功事例，可资借鉴。具体的选将标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