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2-0115-13 面对历史书，我们常能发现“近代”、“现代”等语汇的混乱。作为承担官方中国历史分期功能的名词，“近代”与“现代”由1840和1949两个年份代表。而主流的文学史则将1949年之后归入“当代”。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又提出了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方面不同的分期方式，并以“前近代”、“后现代”等词汇表示对固有模式的扬弃。当我们追溯这些外来词的西文源头，会发现近/现代在英文中均为“ Modernity”，而西方学界对于使用这类词汇的混乱并不亚于中国，以至韦尔施的一本书以“我们后现代的现代”命名。这混乱的原因，除了方便权宜的初衷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在于“Modernity”这一词的难于定义。在西方自韦伯以降，至阿多诺、福柯、吉登斯等等学者，都对“现代性”特征有不同的认定和见解。从一些学者的著述中，似可以试着归结出现代性在几个层面上的特征，即：政治：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经济：工业化、城市化，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制度，规训权力，风险社会；思想文化：反传统，理性，个人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语境中出现的“现代性”一词，建基于对欧洲状况的描述，具有西方中心的特点。 “殖民地近代性”一词，由美国学者Tani Barlow提出。她认为，作为分析框架的“殖民近代性”强调全球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福柯话语理论的融合①。台湾学者张隆志认为，这一概念意在“重新检视现代性一词在东亚历史经验中的具体意涵，并强调殖民主义在塑造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现代经验的重要性，以及现代性引进过程中与在地社会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②，并改变主导的“统治-抵抗”二元论述模式和近/现代性与殖民主义对立的本质主义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史家开始关注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叙说方式，一些社会学领域的学者还借用韦伯至福柯关于现代性规训权力的论述，来看待殖民者在统治中强行引入的现代规训机制。 本文希望能够从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视野中，寻找日据时期台湾民间“殖民近代性”的痕迹。所谓的“民间”，是一个与文化、政治精英群体相对的概念。试图讨论民间的状况，或许是减少精英主导历史叙事方式影响的尝试。另外，关于“近代性”和“现代性”两词，本文将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采用“近代性”，而在反思和分析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 一、殖民与转变中的文化——以音乐的变迁为例 2003年，简伟斯和郭珍弟导演的《跳舞时代》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在纪录片里，“跳舞时代”被定义为文明时代、开拓时代，这个时代打破了古老的习惯，引进了新的生活方式。1910年前后，日本人柏野正次郎开始在台湾经营古伦美亚(Columbia)唱片公司，不仅发行唱片，还在1925年后为台湾南北管、歌仔戏的艺人录音。在公司的经营下，台湾民谣逐渐变成流行小曲，受日本、欧美的影响，还采用西洋乐器伴奏。1931年，柏野把日本舞曲填上台语歌词。欧美舞曲和摇摆乐也进入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1933年，日本歌坛因国民乐派(即“民族乐派”)的影响而盛行“音头”，在台湾便也流行开了这种东京传统音乐。“跳舞时代”里，弥漫着文明、自由、超脱的空气。 “Viva Tonal”是拉丁文“原音重现”的意思。纪录片试图将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台湾原音重现，但它的启发，并不仅是重现与追忆而已。在光碟的宣传册上，有影片众多解读中的数种③。从其中，我们或可以想见“跳舞时代”在民间引起的多重涟漪。 在李登辉、张富美、小野的眼里，这部影片的重点，不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冲突，而在对当时多元流行文化的追忆与赞颂，跳舞时代之于他们，是甜美温馨记忆的代表，是日本治下台湾的“黄金时代”。这种反直觉的甜蜜记忆之形成，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所谓“斯德哥尔摩情结”。心理学者研究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通常具有4个特征，即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日本据台，以直接的(如针对原住民的隘勇线之推进)及间接的(如引入资本主义)手段威胁到被殖民者的生存；除高压外，台湾总督府亦有教化及恩惠的政策，如“日台共学”、“内台共婚”的宣传，并有现代化建设的举动；殖民者强制推行日语、灌输单一意识形态的教育政策，造成了民众在信息上的隔离；从丘逢甲的抗争，到罗福星事件、西来庵事件，以及治警事件等等一系列反抗失败的例子，难免使民众心中脱离殖民的前景黯淡。如果将殖民者-被殖民者同绑匪-人质作一类比，并回顾日人统治政策，我们会发现这种解释可部分成立。 二是去殖民化过程的影响。学者Leo T.S.Ching认为，日本帝国崩溃后，缺乏必要的去殖民化过程，这妨碍了日本与台湾面对特殊的殖民关系与殖民遗产。对日本而言，战后通过美国占领迅速恢复经济并进入国际社会，避开了殖民地问题。在台湾一面，光复后大陆接收力量的贪污腐化，则令台湾人对日本统治抱有了怀念的情感。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