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10-0105-07 清末时期乃中国传统社会深刻裂变的历史阶段，与之密切相联的诸多传统观念亦发生近代嬗变，其中传统“奢俭”观颇为突出。迄今为止，学术界相关研究基本以魏源、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的相关经济思想为核心展开。① 如此考察虽不乏一定合理性，但仍比较褊狭薄弱，尚需深化。事实上，清末社会的复杂性客观上决定了此一价值观近代演化的复杂性，仅仅囿于经济领域的理论诠释颇难把握其内在实质。本文拟以现存研究成果为基础，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语境下对此作一社会文化式探讨，以窥探其真实深刻的历史文化意涵。 清末时期，中国传统社会裂变伴随甲午战争中国败北而加速。当时社会诸多危机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促使传统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黜奢崇俭”的“奢俭”观乃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思想产物，其社会影响既深且巨。在此环境中，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危机、重振国威，清末时论立足于社会现实与发展趋势两方面，主要从肯定论、否定论与综合论三方面解读其现实意义。其中，前二者显得截然对立。 就肯定论而言，它着眼于严峻社会现实，力图从传统“奢俭”观中抽绎出积极价值，引导社会舆论潮流，以消弭尚“奢”给社会国家带来的消极作用。有关此方面的时论又多围绕国本、官德、风俗等展开。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否定“奢靡”，崇尚“节俭”以舒缓国家财政压力可谓时论关注政治的首要议题。在探寻摆脱财政危机之道上，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视传统“奢俭”观为救世良法，于是，“黜奢崇俭”之声不绝于耳。如皇帝颁布上谕，强调“朝廷尝胆卧薪，务崇俭德”。[1] (43)并要求“凡在官者皆有表率士民之责，务必敦崇节俭，力戒奢靡”。[2] (P107)当时的地方秉政大臣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亦主张：“国家当多难之际，创痛之余，欲求振兴，未有不以节俭为先务者。”[3] (P20544)类似之言在逐渐成长的舆论界亦不少见。如《申报》强调道：“谋国之道，以节用为本。”[4] (P655)《民国报》要求人民“尚朴俭”以扭转经济困难局面。[5] (P717)《集成报》在其所论八项“安内之策”中，“崇节俭”即为重要一项。[6] (P72)可见，“黜奢崇俭”被时论视为解决国家财政危机、培植国本的重要手段，得到主流社会的青睐与大力提倡。其主旨虽存在浓厚的保守性倾向，但不容否定，其所蕴涵的思想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同时，官吏“尚奢”之风日盛、吏治日趋腐败，客观上要求时论提倡“黜奢崇俭”以端官德。时人戴恩溥针对吏治日趋腐败现象在上奏中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其洁己奉公廉俭素著者，固不乏人，而暴戾贪横苛虐百姓者，亦所在多有。”[7] (P395)《申报》亦载文指出：今日不崇俭之病，尤以宦途为特甚。其饮食必珍馐，出必裘马，第宅必金碧，姬妾必珠玉以至于贪墨，而举凡寡廉鲜耻，忍心害理，隳纲黜纪，殃民误国之事皆缘之而起。[8] (P375)《武学》杂志甚至认为：相对于战争之祸害，污吏之贪残，名为沉清而实虐杀者，不知其几百倍。至若宴安奢靡，虚伪腐儒，生于太平而死于鸩毒者，又不知其几百倍。[5] (P213、467)因此，时论认为，对这些祸国殃民之害，倘若追其根由，“原其始，罔不由于不崇俭。然则一人不崇俭，而贻之烈。”[8] (P375)如此将官吏之“尚奢”视为祸国殃民之罪魁祸首可谓入木三分、切中时弊。 不仅如此，社会上贪图享乐、生活奢侈式恶风陋俗反过来将“黜奢崇俭”推到当时社会舆论的中心。如《申报》描述道：“民情至今日可谓浮薄极矣，风俗至今日可谓奢侈极矣。”[9] (P537)对天津一地情形，有论者指出：此十年间，天津之人民，不但不知刻苦自励，以求恢复旧日之光荣，而风俗日益奢华，人心日益浮荡，酣歌恒舞，兢胜争强，竟不知今日之天津，为何等之天津！今日之中国，为何等之中国！[10] (P3)如此奢靡之风与积贫积弱之国势形成鲜明对比。时论认为，“当此凋残之际，似宜格外俭约，乃纷华靡丽之风，日新月盛，是真不可解者矣。说者谓此皆官场之应酬阔绰有以开其端也。”[11] (P15)针对如此恶风陋俗，诸多报刊如《普通学报》主张讲节用以改良风俗。[5] (P3)而时论将其根源也归之于吏德堕落可谓洞察细微、认识深刻。 与此相反的否定论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认为传统“奢俭”观消极影响甚大，如有碍思想进步、落后于时代、阻遏经济发展等。 对传统“奢俭”观中有碍思想进步之弊端，时论多简单地斥之为“陋俗”。如梁启超认为：“崇俭”乃“上古不得已之陋俗”，导致货弃于地，人们穷蹙不可终日。痛斥那些“食不熏肉，妾不衣帛”式守财奴藉“崇俭”之名壅塞全国之财，断绝廛市之气，称此辈实为“世界之蟊贼，天下之罪人”。[12] (P37-44)谭嗣同认为：俭与陋是相辅相成的，“惟俭故陋”，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故私天下者尚俭，其财偏以壅，壅故乱。”[13] (P321-325)严复分析道：“中土旧说，崇俭素，教止足，故下民饮食虽极菲薄，其心甘之，而未尝以为不足也”。“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则财之蟊贼而已，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14] (P66、339)这里，梁、谭侧重于将“俭”与“陋”等量齐观，而谭还视“俭”为“私天下者”阻遏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严反对将崇“俭”推向极端，甚至与“生”对立起来。他们的言论带有明显近代色彩，可谓对传统“奢俭”观负面影响的深刻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