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6)05-0121-08 一、问题的缘起 清光绪十五年冬天，两位日后对岭南及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先后到广州开堂讲学。这年十月，朱一新接受即将调任湖广总督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从广东肇庆端溪书院来到创建才一年多的广州广雅书院，接替梁鼎芬，担任院长①。同年十二月，康有为结束了在京师一年多的应试及交游活动，回到广东，举家迁往省城广州，并开始设馆授徒讲学，先后得陈千秋、梁启超、徐勤等弟子。朱一新是两广总督聘任的官办两广最高学府“校长”，讲的是官学、正学，以维护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传统学术为职志。康有为办的是私学，讲的是微言大义、变法改制，对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重构。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1891年8月，康有为将其新作《新学伪经考》刻本送给朱一新审读，原期待着这位岭南学界领袖的赞赏褒扬，没想到却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指责。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朱一新的学术思想虽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专门在第十四章“康长素”中以“朱一新对康说之诤辨”为题，依据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和《无邪堂答问》，作了简要的梳理。钱先生断定“长素剽窃廖(平)说，倡为伪经、改制之论，当时有遗书相纠匡者，曰朱鼎甫”②。长素是康有为的字，鼎甫则是朱一新的号。康有为受廖平的启发和影响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康有为对此讳莫如深，实在有欠“规范”，但言其“剽窃”廖说，则言过其实，失之公允。钱玄同先生在为方国瑜先生点校、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康氏此书“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书”，“断不能”与“东拉西扯，凭臆妄断”的廖平《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并借用乃师崔适的话，赞扬此书“字字精确”、“古今无比”③。朱维铮教授曾把《康有为全集》收录的朱一新驳康有为的七封信和康有为的三封反驳信称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有趣文献”，指出“倘要研究《新学伪经考》的初始效应，则这份记录可称唯一留存的历史见证”④。研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初始效应确实绕不开朱一新的批评，但称之为“唯一留存的历史见证”，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还有诸如洪良品答梁启超书和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等资料。洪良品答梁启超书明确表示他“从来最恶诬伪之说”，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书中“有合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己意者，则以为刘歆窜入”的做法极为反感，并据《汉书·王莽传》、《西京杂记后序》、《史通·正史篇》，从三个方面论证“刘歆造窜经典之无实据者”⑤。蔡鸿生教授认为，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朱一新编著的《无邪堂答问》，反映出清末岭南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此书的重要性至今似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如能加以认真解读，由表及里考察岭南文化对西洋文化的反应，也许就能更好把握岭南文化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问题⑥。循着这几位前辈学者指明的学术路径，本文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拟对朱一新与康有为就《新学伪经考》的论争作些探讨，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关于朱一新与康有为的交往 康有为何时结识朱一新，并无明确的史料记载。朱维铮教授在其大作《康有为和朱一新》中也认为“不清楚”⑦。根据康有为的自述和朱一新的信件，我们可断定为1890年。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乡试，直到1890年1月才回到广东。而朱一新是光绪十三年八月(1887年9月)到广东，次年初到肇庆，任端溪书院主讲，1889年11月转任广州广雅书院院长。也就是说，康有为离开家乡赴京应试的时候，朱一新刚来广东担任端溪书院主讲。虽然从朱一新来粤到康有为北上有将近9个月的时间，但我们至今未能找到他们在1890年前有过交往的记录，康有为在1890年之前颇为注意朱一新，可朱一新未必知道康有为其人。 据康有为在其自述《我史》(作于1899年1月，曾以《康南海自编年谱》行世)中所说，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他北游归来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居徽州会馆，既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义乌朱蓉生侍御一新，时教广雅，来访，与辩难颇多。与语中外之变，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⑧。根据康有为的这些说法，朱一新是在1891年下半年首先去拜访康有为的。他们之间虽“辩难颇多”，但经他点化后，朱已“大悟”。其后，朱一新和别人说的话以及能见到的书札，都是“门面语”，不足为凭。似乎他们相交于1891年。而现在留世所有朱一新致康有为的书信都未具日期，难以确定他们相识的时间。好在姜义华、吴根樑先生编校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收录有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为我们解开这一疑难。康有为1891年7月28日致朱一新的信中说：“去年承教以‘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违，贞不绝俗；勿为石隐，勿为猖狂’。每念吾子造道之深，赠言之厚，诵之不忘”⑨。在另一封信中，康有为说朱一新对他的误解缘于他们“相交未久，未能相知”⑩。如果这些信札确认的撰写日期无误的话，则康、朱订交应为1890年。另据康有为作于1894年的《祭朱蓉生侍御文》，我们知道，康之认识朱，实借梁鼎芬介绍之力(11)。认真解读康有为的这些日后追忆，结合朱一新致康有为的信札以及当时两人所处的地位，我认为，康有为所说的朱一新先去拜访他，且完全接受他的观点，显然是自说自话，有意抬高自己。照今人事后之明的观点看来，康有为无论在近代中国学术史还是思想史上的影响，都是朱一新所难望其项背的。而在当时，情况恰恰相反。1888年，康有为以乡试入都，举业无成，乃上书求见翁同龢，被拒。11月30日，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康之封奏交翁，以翁管国子监，请由国子监代奏。翁以其太悍直，不允。12月10日康又拟将及时变法之万言书上都察院，未果。他在《与幼博书》中告知乃弟康广仁，要他“将奏稿及赶紧速起印，送星海，中朝有意明年亲政，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12)。星海，梁鼎芬字。此信说明康有为在当时确实颇为关注朱一新并有利用、攀附他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