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0-0144-08 中国近代文化的变迁，由于中西古今文化交汇碰撞，情形十分复杂，我们要想较清楚地认识，就必须运用一些概念及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对一些典型现象加以区分研究。例如，上海是最早崛起的近代通商城市，也是近代新文化最早发达起来的区域，在中国近代文化发生发展史上具有先导、基地的重要地位，因而晚清时期上海文化史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多是将其区分为不同的次级领域进行分别研究，如以往研究较多的是四个领域：一是新式学校、新式报刊、西书出版等新文化事业；二是西学；三是新型文化人；四是早期改良思想。这四个领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晚清上海新文化发展的主要部分，这种区分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有效的分析工具。但是，这种区分也有其缺陷。如果我们把文化不是作为剥离开社会生活的抽象物，而是还原为存在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原生形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只是上述四个分领域，还难以反映一些更具全面性的文化形态特性。例如，这些不同领域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们形成了怎样的文化形态机制？发挥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综合效应？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知识世界究竟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使我们看到，就晚清上海文化的整体形态而言，还有一个在这些领域之间、以及这些领域与社会之间，起着某种连结、互动、整合及综合效应的空间。这一空间的状况对于文化形态的整体结构、作用机制和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追问引导我们不只从文化分领域的角度，而且还需要从它们彼此联系的角度和综合的角度来作考察，因而旧有的分析工具已不能适用，我们需要开拓新的分析工具。本文提出“知识空间”这一概念，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所谓晚清上海的“新知识”，是指与西学、西方文化及与此相关而产生的新的知识和公共语言。“空间”是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新引进的一个概念，但其具体内涵因用者不同而不同，本文取其多面、立体的基本语意。故本文所谓“新知识空间”，即是指有关新知识的内容结构、社会基础、传播途径、使用方式、应用主体及社会效应等诸因素的综合效果。简而言之，就是用社会的多面角度来观照围绕新知识的综合现象。这种“知识空间”的概念隐于人们社会生活之中的“潜形态”，虽然不像“西学”或新文化事业那样边界清晰、可触可辨，但它却是连接各种相关元素的粘合剂，是揭示有关知识的各个层面、与社会文化元素互动关系的立体结构，反映了由知识诸元素构成的文化生态，因而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上海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形态，应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① 下面就从这一角度，对上海自开埠至1895年约五十年间新知识空间的形成、结构特点及社会文化效应等状况作一考察，以对前述问题有所回答。 一、西语新学与新知识系统的形成 上海自1843年正式开埠及随后在城北设立了外国租界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以租界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华洋杂居、五方汇聚、商行林立、洋货毕集、商业繁盛、新事迭出的新型社区。新人、新事、新物、新生活、新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需求，西方文化元素也大量涌入，由此引起人们知识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 (一)新事物催生新语汇 通商以后的上海，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西方事物大量涌入，原有的公共语汇已不能对应指称，人们不得不新造出一些指称这些新事物的新词语。如对来自西洋的西方人，人们起初沿袭旧有的华夷之称而称之为“夷人”，但因西人抗议此称的贬义而被朝廷明令禁止，遂改称之为“洋人”或“西人”。随之，“洋”或“西”就成了人们用来指称与西人及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有关的几乎所有事物的冠词。例如，指称人：西人、洋人、西士、西妇、洋商等；指称事：西语、西学、西书、洋行、洋教、西洋戏法等；指称物：几乎所有西方输入的机制品和进口品，包括洋布、洋线、洋油、洋钉、洋火之类，统称之为洋货。此外，还有一些虽未被冠以“洋”字，但同样是新造出以指称西人带来新事物的语汇。例如，指称西人事物的公司、保险等；指称西人活动的跑马、打弹子、影戏等；指称西洋器物的轮船、铁路火车、机器、煤气灯、电灯、电报等；有的因不好意译其名，则直呼以音译如德律风(电话)等。这些新语汇，伴随着西方人、事、物的涌现而不断增多，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已是成百上千，无法计数，并渐成系列，日益流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这些新语汇以现实生活中的新事物为活的载体，人们耳濡目染、口耳相传、约定俗成、通称通用，与新事物一起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了扎根于社会中的公共语汇。 (二)华洋交接、商务活动与西语新知 上海租界地区是华洋杂居之地，商业是社会生活的主轴。这里商号洋行毗连，华洋商贾云集，华洋居民无论是商人还是小工，大多依商为生。商业生活需要人们彼此交接、相互沟通。因而中国商民日与西人共处生活，必然要交接来往，甚至日常起居、衣食住行，都免不了彼此的接触，语言的沟通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实际生活使人们产生了对西语新知的需求。促使人们去学习掌握西语新知。到了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一般市民，特别是商贾人家，大多都会一点西语，因为不会西语则无法应付与西人有关的日常商务活动。例如，一般经营生活日用的商家店铺，也会有西人顾客上门，故店主、伙计等也须会点西语西文以应付。时人有述及这些商家店伙会点西文又往往粗陋的情形谓：“如开设店铺诸人，与夫红帮裁缝等，每至月底开写字条，向西商收账，所书之字(按：指西字)，模糊舛误，几至不可辨识。”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