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义和团运动的学术讨论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很大关注。2001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由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与布列斯托大学相关研究单位联合举办的“1900年：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的3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2004年6月中旬，台湾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又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6月10至11日在台湾辅仁大学举行，第二阶段6月1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法、德、意、俄等地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以伦敦、台湾、香港所召开的几次义和团研讨会为中心，对近年来海外义和团运动研究作一简要评介。 2001年伦敦会议上，各国学者向会议提交论文约30篇。学者们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到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义和团与帝国主义等诸多方面。柯文(Paul Cohen)《把义和团人性化》一文从义和团运动时期自然灾害、生态环境、社会生存危机等方面来探讨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他认为义和团反对外国教会、教士而不够人性化，应该把义和团进一步人性化。为搞清义和团起义与其后的国际干涉之间的关系，索若夫·克林(Thoralf Klein)《文明的战争？——义和团起义与文化冲突观》一文认为把义和团看作是与欧洲扩张过程相联系的更大的文化冲突模式的一部分也许会有帮助。该文的分析是：义和团起义和随后的被镇压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冲突是个重要因素。但义和团起义必须从多种冲突来进行解释。狄德满(R G Tiedemann)《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一文主要探讨了义和团起义中基督徒武装的处境及背景。该文指出：1900年春夏在整个华北地区，中国基督徒遭到了广泛的屠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山东、直隶和山西还有大量的基督徒社群成功地抵抗了义和团的攻击。该文最后的结论是，义和团高潮时期外国传教士所领导的天主教社群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韩瑞特·哈瑞森(Henrietta Harrison)《乡村政治与国家政治：山西中部的义和团》一文则旨在探讨1900年夏义和团事件及其在山西中部的影响。本文不同意将义和团发展到山西看成是毓贤转到山西带来的结果。认为山西义和团暴力缘于基督教破坏了乡村道德的和谐。义和团对那些被天主教破坏了道德秩序的乡村进行攻击，说明义和团运动的要旨在于要求正义和维护道德秩序。 关于义和团与帝国主义，兰·尼诗(Lan Nish)《日本和1900年华北事件》一文依据官方报告、政治传记以及事件纪实等材料，通过报纸报道来了解日本政府及公众知道多少关于京津事件的确切信息。文章还探讨了日本政府派兵解救北京公使的原因是处于对日本国家地位及利益的考虑。弗朗克·金(Frank H.King)《义和团赔款及其影响》一文主要讨论义和团起义及其赔款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文章主张经济问题在与政治联系起来看之前，应该对之单独进行研究。安德·杨(Anand A.Yang)《陆军中尉笔下的义和团：一个印度士兵于1900年关于中国与世界的见闻记载》从一个印度士兵对1900年西方军队在中国屠杀劫掠的见闻记述看出该士兵复杂的思想意识。他的中国之行促使他质问西方文明军队的劫掠屠杀行为。苏珊妮·卡斯(Susanne Kuss)《义和团时期灭绝战争的力量——德国与英国在华士兵》揭露了义和团战争期间德国和英国军队的残暴行为。詹姆士·何伟亚(James L.Hevia)《1900-1901北京劫掠》则分析了1900年八国联军北京劫掠与1860年英法联军的抢劫之间的不同及其所反应的问题。苏珊娜·郝(Susanna Hoe)《1900年北京围困中的妇女》对1900年北京被围困中妇女的不幸经历给予较多注意，为妇女史增补了重要部分。莫妮卡·伦娜(Monika Lehner)《国际干涉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奥匈对结盟的看法》着重讨论了奥匈帝国为寻求它在欧洲的位置，对1901年至俄日战争期间所签订协定、条约的反应和态度。 另外，还有几篇论文涉及义和团的其他方面。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义和团起义前夕山东地方社会与德国传教士的相互作用》一文则从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山东农村地区宗教活动的兴盛是导致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因素。詹姆斯·福莱特(James A.Flath)《刘明杰：一位现代农民？——从他的年画看义和团起义》一文通过年画来探讨山东农民对义和团起义的理解与宣传。杰弗里·沃斯多姆(Jeffrey N.Wasserstrom)《儿童教育中的义和团》主要聚焦于专为年轻读者而写的教科书中对于义和团起义及其后来影响的描述。探讨将义和团作为一个神话化的事件来对待的教科书对儿童民族主义意识的培养之间的联系。瑞金·斯瑞兹(Regine Thiriez)《法国插图出版物中的义和团事件》探讨了法国插图出版物是怎样用图片、文字来演绎义和团故事的。蒂莫西·白瑞德(Timothy Barrett)《义和团的捕获：〈奇迹千里〉的半个世纪》介绍了《奇迹千里》一书的历史作用及影响。戴维德·阿特维尔(David Atwill)《围外的义和团运动：重新认识1875-1902年中国西南地区反外国和反教会活动》探讨了云南复杂的民族景象与权力竞争势态是怎样深刻地潜滋暗长出云南的义和团运动的。理查德·豪威特(Richard Horowitz)《现代国家制度：义和团起义与中国政府部门制起源》回顾了义和团起义及其对清王朝中央政权结构的影响。在外国直接压力下，总理衙门转变为外务部。义和团起义的灾难性结果给中国政治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那就是一个弱国违反国际规范将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的视角比较新颖，例如：斯特芬·万·米顿(Stephan von Minden)《被围困的美人：对作为民间传奇的赛金花故事的思考》、本·密德屯(Ben Middleton)《帝国主义的丑闻：义和团战争时期日本人对于帝国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