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和版本校勘、档案求索

      距离戊戌政变只有3个月，《戊戌政变记》就在日本发表了。它除在报刊上连载外，还迅速印出单行本。有关梁启超写作此书及其刊行情况，台湾刘凤翰教授、日本狭间直树教授已经论及①，本文只是从它最初发表的原由以及近代史研究也要注意版本校勘和重视档案资料，提出一些看法。

      《戊戌政变记》最早在什么刊物发表？一般都说是梁启超在日本创刊的《清议报》②。其实，在《清议报》发表以前12天，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东亚时报》半月刊③ 就开始登载了。今将《东亚时报》所载《戊戌政变记》的刊期、编次、篇目列表如下：

      

      《清议报》于1898年12月22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日本创刊，梁启超主持，首载《横滨〈清议报〉叙例》，宗旨第一条标明：“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在“支那近事”栏中，开始登载《戊戌政变记》，署名“任公”。登至第10册，因即将出版“单行本”停载。今将《清议报》刊行情况列表如下：

      

      从上面两表中，可以看到下述几点：

      第一，《戊戌政变记》最早发表在日本《东亚时报》，这是日文期刊，但所载《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不是翻译。它在1898年12月10日开始登载《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第一至第三章。而《清议报》却是1898年12月22日创刊，登载其中第四章《政变前记》的。那么，《东亚时报》刊出的《戊戌政变记》早于《清议报》12天，但它没有标上“戊戌政变记”的书名。正式标明“戊戌政变记”书名，并注明章节的，还是《清议报》。

      第二，《东亚时报》和《清议报》在登载同一内容时，不仅章节不同，而且题目、篇目也有不同。如《东亚时报》第3号《政变前记》第三章《辨诬》，《清议报》不是登在《戊戌政变记》中，而放在“本馆论说”中，题目为《政变原因答客难》。又如《东亚时报》第4号《圣德记》第一章《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载《清议报》第2册“本馆论说”栏，不是在“支那近事”栏内的《戊戌政变记》目录中，章节也有不同。又如《清议报》第5册所载《政变近报》，《戊戌政变记》正式出书时没有收入。可知梁启超随写随发，未曾结稿。

      第三，《戊戌政变记》在《东亚时报》发表时，不仅编次章节和《清议报》不同，即文字也有损益。如《清议报》第2册载第四篇《政变正记·穷捕志士》，原有“张之洞，直隶省人，两湖总督，因奏荐杨锐、梁启超，今革职留任”。“志钧，满洲人，瑾妃、珍妃之胞兄，原任翰林院侍讲，以乙未年西后廷杖二妃事去官，改江苏候补道，今革职”，出单行本时删去。《圣德记》，《清议报》作《光绪圣德记》。《东亚时报》载《圣德记》时，在《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下有不少空格，《清议报》却照登，此点下文还将论述。

      第四，《东亚时报》未载“戊戌政变记”书名，《清议报》目录和中缝都有书名。两报所登主要是《政变前记》、《政变原因》、《光绪圣德记》、《六君子传》。它们没有继续刊载的主要原因是《戊戌政变记》即将出版单行本。

      那么，在单行本出版之前，梁启超为什么急于将上述内容率先露布，并迅速出版单行本呢？这是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勤王求救”活动有着密切关联的。

      如上所述，《清议报》所载只登到第10册《政变前记》、《今政府之情况》以及《六君子传》、《光绪圣德记》。1899年4月10日《清议报》第11册出版，没有续载，却在“告白栏”中登有《〈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录如下：“戊戌八月之变，为中国存亡绝大关系，惟其事之本末，层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将事之原委编辑成书，托本馆代印代售。全书分十卷：一，变法实情；二，废立始末记；三，政变前记；四，政变正记；五，政变后记；六，殉难烈士传。余附录四卷。记载详尽，议论精明，将中国将来之局言之了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读之书也。今已印成，定于四月中旬出书。如欲购者，随时函告本馆及代办处可也。”“局中人某君”即梁启超，《东亚时报》刊出时即署梁启超名，《清议报》则署任公。没有多久，5月10日《清议报》第14册出版，也附《〈戊戌政变记〉成书告白》，把“余附录四卷”改为“余附录三卷”，“今已印出”。这就是日本铅字排印的九卷本。内正文六卷，附录三卷。其目为：卷一第一篇《变法实情》；卷二第二篇《废立始末记》；卷三第三篇《政变前记》；卷四第四篇《政变正记》；卷五第五篇《政变后记》；卷六第六篇《殉难清烈士传》，附《烈宦寇连材传》；卷七附录一《变法起源》；卷八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况》；卷九附录三《圣德记》。

      这里，不对《戊戌政变记》作全面评价，只就《东亚时报》和《清议报》所载梁启超在这两份刊物先行登载的篇章和他们“勤王求救”的关联作一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