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4-0079-18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依据传教士的影响和梁启超的回应，来描述维新运动形成时期(1897年之前)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轨迹。 1898年秋发生的戊戌政变，加之其后流亡的维新派人士对政变后所受迫害的夸张记述，使世人对1894-1898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产生了不准确的印象。① 观察家们想象出一幅当时在中国极为保守反动、只有康有为和梁启超及极少数的其他人士为改革维新而孤身奋战的画面。现在我们认识到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② 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这样的“东夷小国”击败，导致国家威望被摧毁，传统的自信也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发现他们徘徊于黑暗之中，最后的火炬熄灭了。他们不得不抓住任何一种方策，即使这种方策是西方的舶来品。 一直受到中国书商冷落的广学会(SDK,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in Shanghai)的出版物在1895年忽然受到空前欢迎，有几本书被盗印了数百万册，传播于整个中国。[1] (P183)因而，1896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地方政府禁止中国书商在市场上出售这些未经授权的重印本。[2] (序，P12a-b)康有为在其自传中记述，到1898年西方书籍在北京已经售罄。[3] (第4册，P157)广学会的总干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从1895年9月到次年2月25日一直在北京访问，他首次发现自己在中国的京城受到官绅们的欢迎。[1] (P207-216)[2] (第8册，P4)林乐知(Young J.Allen)编辑的《万国公报》渗透到中国的每个角落，他的中文名字“林乐知”也因此广为人知。[4] (P168-169，228-229) 1896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首次刊印《时务报》，得到公众的广泛欢迎，几个月内发行量就达12，000册。[5] (P38)[3] (第4册，P171)当时国家处于炽热的改革浪潮中，就连声名狼藉的湖南保守派学者叶德辉和王先谦也都在寻购梁启超的刊物。[6] (卷6，P25)顽固的满洲贵族，如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也谈论自己的西化方案，并且使维新运动在天津其直接管辖的范围内继续活跃。[3] (第1册，P357，400，463)据说连慈禧太后都很欣赏冯桂芬的维新著述，并表示只要光绪皇帝不剪辫子，不焚烧祖宗的牌位，慈禧太后就会容忍他的改革。③ 有多种因素导致上述现象的出现：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面对来犯的外国帝国主义，清帝国的威望受损；新的中产阶级经济力量从旧贵族阶层中脱颖而出，他们与腐败的官僚政治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某些人或派别的特殊利益。④ 这些都加剧了1890年代中国的动荡，并且为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得以借机启迪中国人的新思想并促使他们转变信仰。 传教士在启迪中国人的新思想和改变他们的传统信仰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其失败程度又如何，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这项研究的深入，以下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有关传教士灌输的影响，大部分报道出自传教士一方。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方面，这种看法似乎没有那么明显。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忽视甚或否认传教士与维新派之间的接触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许多中国著作批评传教士的报道夸大其词。[3] (第4册，P645)为了求得真实状态，我们需要对中方的看法详细研究。 本文以梁启超为聚焦中心，试图分析这时期受到传统教育的中国学者对于新知识和传教士所宣扬的新世界观的反应。梁启超从传教士那里接受了什么？他拒绝了什么？影响他采纳并适应这些新思想的心理力量是什么？他的回应与其同时代人有何异同？在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不仅要考察梁启超的态度，还要分析康有为、谭嗣同和其他人的看法。通过这一集体性的回应，可以更清晰地突显出梁启超独特的反应。 一、准备阶段 甲.广学会的活动 我们无法在此对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对中国公众的影响做出详尽的叙述，不过有必要概述广学会(原名同文书会)的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对1890年代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文书会创建于1887年，创始人是苏格兰协和长老教会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建立在1884年成立于格拉斯哥的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基础之上。其目标是“把体现基督教原则的文献著作传遍中国及其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些著作都是站在基督教立场，配合中国本土思想方式加以改编以训导并提高其人民的教养，特别要从知识阶层和统治阶级入手”。[7] (P218)[1] (P168) 早在1877年时，中国士绅对基督教的敌视态度已经是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Missionaries)的严肃主题。林乐知博士被任命为五人委员会成员，负责起草基督教对中国士绅的声明。[4] (P227)1890年春天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大会期间，李提摩太教士宣讲一篇论文，题为《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唤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可称为中国蓝皮书的报告中，中国政府正在出版传播对基督教最卑鄙的中伤和对基督教教义无知的曲解”。他担心这将再次煽起中国人反基督教的火焰。[8] (P78-79)[7] (P214)[1] (P168)大会结果，包括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在内的七人委员会受命起草一份备忘录，向中国政府澄清基督教的真正理想和精神。[7] (P242)这也提供了李提摩太与诸多高官政要和贵族人士——如张之洞、李鸿章、翁同和、恭亲王、孙家鼐和刚毅等——广泛结交的机会。几年后，他又结识了另外一些人。[7] (P234-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