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因运河、长江之利，交通地理优势突出，商业向来繁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被逼开埠通商，成为长江流域继上海之后的又一通商口岸。开埠后，江海大轮开通，各地客商纷纷来镇设庄设号，收购米麦杂粮，逐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粮食市场。1866年，镇江米业公所成立，米市形成。镇江米市对近代镇江经济影响甚巨，柳诒徵先生说：“镇江故有米市，广潮商人及钓卫、沙网各帮，均萃于镇，轮帆迭运，为商业之大宗。”① 然而，好景不长，1877年李鸿章上书朝廷，请将镇江米市移师芜湖。1882年镇江米市正式迁至芜湖，“于是镇地商业，遂有一落千丈之势”②。对于镇江市米衰落的原因，近代米商及各业商人，皆归因于李氏对镇江米市的强行撤离。事实上，一个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受着多重因素影响的，除了宏观的政策外，还有微观的环境，包括货物来源、销路、交通条件、资金保证、市场网络、经营格局、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对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历史考察不应简单着眼于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影响。多方面探寻两大米市的形成与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近代两地区乃至长江下游沿岸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镇江与芜湖是近代长江下游的两个重要的中等城市，诸多共同的特性，构成了两城市形成米市的先决条件。 首先，镇江和芜湖都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镇江、芜湖同处于长江南岸，襟江带河，具有利于客货往来的交通条件。镇江，地处长江与运河的十字交汇点，自古“大江横阵，群峰环抱”，水陆交通便利，其航道西接金陵，东通上海，北达淮泗，南达杭州，《宋书·文帝记》记载说：“京江襟带江山，表里华甸，经送四达城邑。”③ 芜湖，号称“吴头楚尾”，位于长江与青弋江的汇合处，地处“江津之要”，南通南陵、宁国、太平，西北经裕溪口可达巢湖、庐州，溯江而上直达九江、汉口，沿江而下东至南京、上海，宋代杨颢因而题诗云“山连吴楚周遭起，水会湖湘汹涌来”，芜湖的地理优势可见一斑。 其次，镇江、芜湖皆为传统的商业都市，具有良好的商业传统。镇江，素以商业而闻名，西晋时，京口(镇江古称京口)是商贾云集之地，居民多以商贩为业，东晋时的镇江已经是繁华的江南都市，六朝时，京口出现了集散、中转、销售米、谷及布、帛、丝、绢等手工业品甚至海货的大规模的市场，商业特色日趋明显。至唐朝，镇江“舸帆林立，商业繁盛”，有“银码头”之称。此后，历朝历代，镇江商业繁荣，鸦片战争前，镇江成为长江下游的商业重镇，南北货的集散地和长江中下游物资的中转港。芜湖，很早以前就是皖南地区的一个富庶的商业名城，商业传统历史悠久。芜湖经济的发展与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密不可分，唐代以来，江南经济发展迅速，受其影响芜湖经济开始起步。随着地区农业的发展，芜湖商业日趋繁荣。宋代芜湖开始筑城，并兴建了大量圩田。元朝时，芜湖出现了“聚舟车之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垺”④ 的繁荣景象。明代时，芜湖商业兴盛，“舟车辐辏，百货兴聚”⑤，皖南所产货物汇集此地并运销别处，顾祖禹称之为“商旅骈集”，鸦片战争以前，芜湖发展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和货物的集散地。 优越的地理条件，良好的商业传统赋予了两市米市发育的良好条件。但近代镇江米市为何早于芜湖多年呢？镇江开埠后，米业市场逐渐繁盛，米市很快形成。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芜湖并未形成固定的米市，芜湖大米主要集中运往镇江七濠口市场交易，而镇江则集中了苏北上、下河、淮河流域、上江两湖包括芜湖等地的米粮，镇江米市盛极一时。1866年，随着镇江米业公所的成立，镇江形成了长江下游唯一的大米市。镇江米市发展较早的原因，除了开埠早于芜湖以外，尤其是镇江交通条件固有的优势。镇江地处长江、运河的十字交汇点，运河的显著意义不言而喻。20世纪以前，我国的商品运输仍然主要靠水运，除了重要的长江航道外，大运河贸易尤为突出。明代以来，南北货运流畅，大运河贸易发展迅速，对此，吴承明先生说：运河“沿河商贾蚁集，利润丰厚……大运河自徐州以下至杭州南运河一带商运最繁”⑥。传统米市的形成，大多跟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前，由于江南经济作物产区缺粮，外地粮食高产区粮食大量输入，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稻米，沿长江进入运河，沿运河北上或南下，运河成为江南地区稻米市场的轴心，“江南地区的重要米市，几乎都分布在运河沿线以及其他水运要道上，无锡、浒墅、枫桥、平望、嘉兴、硖石、湖墅，从北而南，无不排列在运河两岸”⑦。镇江既拥有长江的黄金水道，又拥有运河的优势，米市的形成自是必然。近代镇江米市的粮食，除一部分就地销售以外，相当数量的要运往外地，北至青岛、烟台、威海卫，南至浙、闽、广诸省沿海口岸，更有大宗米粮贩运出口，销往日本南洋诸国。分析镇江米市的贸易线路，不难发现，运河贸易和长江航运所起的共同作用。芜湖境内及腹地水网交错，但因为古代漕运和运河经济的特殊地位，近代以前的芜湖米粮贸易被纳入到了以镇江为中转核心的运河、长江贸易体系中，安徽输出的大米，在芜湖集中，大多过而不留，集中到镇江七濠口市场，转至江、浙。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芜湖还是一座小城镇，人口不满两万，至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时，芜湖只是太平天国的“后方屯聚军粮之所——尚未形成米业流通渠道”⑧。 1882年，在李鸿章的干预下，镇江米市移师芜湖，芜湖米市正式形成。不可否认，李鸿章的强行干预造成了镇江米市发展的戛然而止，造就了芜湖米市的繁荣兴盛，但是影响近代镇江米市移师芜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影响米市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交通运输条件，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是市场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但交通运输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交通条件可能恶化，贸易线路也会改变。地理条件的恶化，使近代镇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镇江有着特别意义的运河的重要性日渐丧失。英国人呤俐在运河沿岸的旅行，见到了这样的情形：“河工久废，两岸的大理石已经大多剥落无存，自杭州至临清间，有数处已不能行路，河槽年久失修，石堤颓记，河水泛滥，附近人民时受其害。”⑨ 苏北北段的大运河更是多处淤塞，长期依赖苏北及淮河地区大宗米粮进行吐纳的镇江米市深受其害，虽然此时的镇江米市还能维持相当程度的繁荣，但其脆弱性已不言而喻。值得一提的是，开埠以前，镇江米市长期地处江北瓜州七濠口，以镇江人居多的米行客商往来长江两岸，交通不便可以想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米市的发展。由于其时铁路未通，米粮集散依靠水运，芜湖交通优势依旧，港湾条件良好，外有长江贯通南北诸省，内有青弋江、水阳江、清水河交汇联络腹地，安徽境内及江西东北角所产稻米沿江东下可至南京、无锡、南通、上海。因此，当镇江米市交通条件恶化的时候，芜湖米市已蓄势待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