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06)03-0086-07 一、先行研究分析问题的提出 1.先行研究分析 由于1925年的那场关于孙中山的思想的哲学基础之争，戴季陶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批判，以此，大陆学术学者对戴季陶的研究是十分稀少的①。笔者留日期间曾以《戴季陶之〈日本论〉研究》② 完成了学位论文，在此前后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戴季陶的研究，但对于戴季陶早年活动一直没有进行比较具体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也出现了一些对戴季陶的研究成果，日本方面有嵯峨隆的《戴季陶的对日观和中国革命》[1]。嵯峨氏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931年以前的戴季陶日本观。同年国内也连续出版了黎洁华等著之《戴季陶传》[2] 和余方德著《风流政客戴季陶》③。前者黎洁华氏尚有《戴季陶早期文化观初探》[3] 及《戴季陶与贤妻骄妾》等论文及文章，后者主要是在整理其他论著的基础上撰写的文学性传记。此外，关于近20年来大陆对戴季陶研究的状况，有马利民于2003年撰写《近20年来戴季陶研究综述》[4]，作者对近20年来的有关戴季陶的研究进行了分类综述。作者从“戴季陶政治思想研究”、“戴季陶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关于戴季陶主义研究”、“戴季陶政策思想研究”、“戴季陶的对外思想与活动”和“其它方面研究(如戴季陶与孙中山主义的关系、关于戴季陶早期思想和对戴季陶的评价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作者最后指出：“总而言之，近20年来，关于戴季陶研究这一课题有了较大发展，但从戴季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及他本身丰富的思想活动内容来看，20多篇文章肯定是不够的。它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下去的课题。” 2.关于戴季陶与同盟会的问题 如上所述，关于戴季陶与同盟会的研究是很少的，大多数的资料只提及他加入同盟会，而且加入时间也有不同说法。如戴季陶“1902年赴成都求学，1905年去日本留学，就读于师范学校，后入东京大学法科，1909年回国，同年加入同盟会。”[5] 这是在几个不同版本中加入同盟会最早的记载。而“贤哲传记”中则介绍说：戴季陶“1909年回国，在苏州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任《天锋(当为“铎”字，笔者注)报》主编，因鼓吹反清革命被追捕，亡命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加入中国同盟会。”[6] 另外，王更生在《孝园尊者》中说：“光华报系同盟会庄安银等人避地槟榔屿，与该地陈新政、黄金庆，共同集资创办的报纸，国前二年(1910)10月1日创刊，聘东京《鹃声杂志》记者雷铁崖为总编辑，雷氏慕先生(指戴季陶，笔者注)文名，立即拍电相邀，共襄盛举。……先生到槟榔屿之后不久，就由雷铁崖及陈新政两位先生介绍，并在同盟会南洋支部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黄金庆先生主盟下，加入了同盟会。”[7] (P18-19)这两个记载至少让人感到戴季陶是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而陈天锡在《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中说：“民元前一年辛亥，……由雷铁崖陈新政两先生之介绍，黄金庆先生之主盟，加入了同盟会。”[8] (P15)从文字上来看，这段文字当是《孝园尊者》的资料来源，只是在时间上并没有写清楚而已。这些不同的记载表明人们对戴季陶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在认识上是不一致的。 综上所述，在戴季陶加入同盟会的时间的问题上由于资料匮乏，很难做出定论，而本文试图从同盟会的发展轨迹、同盟会改组前的戴季陶以及戴季陶论同盟会等三个方面来考察和探明戴季陶与同盟会的关系，以期方家批评与指正。 二、中国同盟会——从日本到国内的轨迹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于东京。孙中山被选为总理，并通过了以为纲领的同盟会章程。按计划同盟会计划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即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个部分。然而，同盟会的这一计划并没有真正得到实现。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也没有有效的联系，而且由于同盟会的会员们从不同的团体汇集起来，因此，其组织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种派系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其成员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尤其对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纲领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为日后同盟会的发展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1.关于革命党人与改良派的论战 与同盟会成立的同一年，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压力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这一决定使得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戊戌变法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重新鼓起热情，宣传他们的保皇立宪、反对革命思想。 要普及民主革命的思想，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彻底的批判。为此，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办《民报》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学说和以共和代专制的思想，主张用革命的方式来振救中国，并且点名抨击了康、梁的改良思想。康、梁等改良派也立刻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撰文反击。从1905—1907的两年间，双方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东京和横滨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而且，这一战火还蔓延到了海外，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上两派也大量发表文章，相继投入了论战。 如上所述，这场论战的核心就是中国社会的前途是在于“革命”还是在于“改良”。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改良派竭力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在他们看来要使中国富强的途径不是打倒清政府，而只要改造清政府，真正实现君主立宪便是；而革命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康有为认为：“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④ 康氏还认为：“故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以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⑤。而同盟会人则认为清朝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必将被它断送殆尽。同盟会员也不否认革命会杀人流血，他们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⑥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宗旨就是要以流血换不流血，以保证人民群众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和屠杀。为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来指导革命，以达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