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与交叉学科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夏洛特·克隆克(Charlotte Klonk),英国沃里克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

原文出处:
艺术探索(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艺术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表明艺术史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任何与经济结构转变、与心理学或抽象理念相联系的观念化的艺术史都表明了这一点。本文讨论了通过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方法对艺术史处理这些阐释学问题所产生的交叉学科的推动。在大多数的艺术史研究案例中,问题的解答都是通过一种跨学科的策略提供的,这样再要求交叉学科性内部的双重设定就将会相互依存而出现。因为在交叉学科性中艺术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总体文化创造的一个部分,而且通过其他学科的理论洞察同样也可以对艺术进行有效的解释。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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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11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06)04-0005-06

      近年来,艺术史已经被许多该学科的实践者认为是一门处在危机中的学科。① 批评者已经确认了艺术史学科中的两个基本的弱点。首先,传统的艺术史由于坚持一种关于大师(great marsters)的严格规范,② 排除了一系列对文化研究事实上具有同样意义的其他的视觉产品,因而受到了批评。批评的第二个方面是传统的艺术史,由于其关注点集中在风格和图像志分析上,已经变得狭隘而内向,而在有利因素下艺术史能够吸收其他学科的洞见与方法。这些批评在艺术史学者中形成了最近对交叉学科性增长的兴趣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部分。的确,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批评是相互关联的:艺术史作为视觉文化研究的观念要求并推动了一种跨学科的方法。下面来自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迈克尔·安·霍利(Michael Ann Holly)和基思·莫克塞伊(Keith Moxey)编辑的《视觉文化:图像与阐释》一书导论中的引文可以作为见证:

      艺术的历史转变成为图像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已经影响到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这些转变意味着艺术史的文化工作更加类似于其他领域的工作,而不再是以前的情况。它提供了一种跨学科对话的前景和视野,一种更加关注于学术研究的当代价值的联系,而不只是为其自身目的追求知识的神秘性。[1]

      布莱森、霍利和莫克塞伊提出要反对的艺术史方法,是20世纪50年代由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和迈克尔·弗里德(Michael Fried)这两位著名的美国现代主义鼎盛时期的倡导者所推动的形式主义。类似于一种封闭的、自我参照的学科的艺术史批评在欧洲大陆的同一时期也正在形成。然而,在后面的情形中,批评者们所指向的目标则是创立艺术史学科的德语之父。尤其是阿洛依·李格尔(Alois Riegl)与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由于他们采用了一种从康德和黑格尔美学派生出来的形式主义的艺术史观念而受到攻击。这样就表明,他们已经封闭了将艺术史建立成为一种批评性的跨学科专业的可能性。[2] (p13-22)

      与此相反,我在这里的论点是,其实长期以来艺术史一直就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专业。从19世纪初学科形成的起始,艺术史就反复不断地转向其他学科寻求方法论上的指导。艺术史研究中大多数关注鉴赏的实践者(这里我指的是那些把主要兴趣放在为了确认个体的艺术作品的出处而使用历史数据的学者)都从比较语言学中的文本分析的经验程序中借用了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如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则企图建立一种更为系统的艺术史,他们根据个人的不同选择把基础建立在哲学、心理学,或当时的历史学家,如威廉·伏尔泰(Wilhelm Dilthey)等人开创的阐释学的方法之上。正如前文引述布莱森、霍利和莫克塞伊的观点所表明,把艺术史作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当代倡导者都必须接受这样一种理念:艺术作品绝不是先验的美学价值的物质体现,而是深深植根于产生它们的文化之中。而且这也强调了文化产品的历史特殊性,引导出一个基本的阐释学问题:艺术何以能够既是历史和社会的特定产物,同时也是某种能够被一位文化观点从不同于其原始情景的解释者所欣赏的事物?这对所有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体系化的艺术史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此外,我坚持认为,正是艺术史的这种交叉学科特性构成了它的阿基利斯的脚踵③。事实上,要求交叉学科性并没有解决学科自身的问题,也没有引导我们走出一条方法论上的死胡同(cul-de-sac);相反,它们却引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难题。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理想主义的、还原论的或简约化的艺术史似乎仅仅是企图表述这种易受攻击的方面的结果。在一种以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事业内,其内容仅仅是对特定的视觉产品如何成为生产它们的文化的部分作出低层次的解释,因果联系总是能够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被建立起来。这里,在19世纪初艺术史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之间并没有什么方法论上差异——例如,约翰·大卫·帕萨万特(Johann David Passavant)对拉斐尔作品的情境的解释——而且当代的方法将规范拓展到包括其他流行的图像而不考虑解释性理解的条件和历史变化的概念。然而,如同布莱森、霍利和莫克塞伊所做的那样,应当要求当代价值对过去的产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然后一个理论性的立场就会注重从一个外在于它的观点来评估什么是历史特性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有必要提出经验与经验的客体之间的非连续性。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将讨论通过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方法对艺术史处理这些阐释学问题所产生的交叉学科的推动,问题将会变得清晰起来。在大多数的案例中,问题的解答都是通过一种跨学科的策略所供的,同时,这些策略被认为也解释了艺术产生的社会根源。这样再要求交叉学科性内部的双重设定就将会相互依存而出现,因为在交叉学科性中艺术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总体文化创造的一个部分,而且通过其他学科的理论洞察同样也可以对艺术进行有效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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