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历程的反省和研究，在近20年以来一直是海内外美术史论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探讨也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关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反思性研究，已经为当下的思考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基础，但与此同时其中亦存在着共同的疑惑和误区，即在对“现代性”的判定上还没有跳出“现代即西方，传统即中国”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西方视角。其缺憾在于将中国的现代美术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在中国的推衍，而将中国20世纪美术的主体部分——传统演进、中西融合和大众美术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形态排除在“现代性”之外，使20世纪中国美术无法在世界美术史的叙述中获得合理的身份和恰当的定位。 针对这一问题，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教授带领其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10余名博士生研究团队，历时近7年的研究论证，以此前的史料研究为基础，本着“一切从事实出发”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全面、深入地梳理和探讨了诸多一直处于悬置状态的重大美术问题。通过对百余年来中国美术演变的基本史实和思潮的梳理、归纳与概括，以宏观性、战略性和整合性的视角与方法，对中国美术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和深入研究，提出以近现代中国文化的“继发现代性”为特质、以“自觉”的理性反思精神为标识的中国美术现代性问题。 于2006年12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这一学术课题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此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央美术学院与上海美术馆主办、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中心承办，邀集了海内外中国美术研究领域的诸多知名专家和资深学者，围绕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种种方案和策略选择，直面百余年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史实进行了观念的交锋。在研讨会上，组委会向与会代表提供了课题成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讨论版样书，以求集思广益，共襄学理。作为研讨会学理内容的组成部分，“静水深流——潘公凯作品展”和“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文献展也于同期在上海美术馆开展。本次研讨会堪称近年来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领域的高端峰会，也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准。 研讨会历时3天，分为六大板块，其内容分别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宏观研究、传统主义研究、融合主义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理论问题、大众主义研究和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亲历者说。六个单元的讨论分别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卢辅圣、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中央美术学院《世界美术》主编易英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学术科研办公室主任宋晓霞主持。 本文试图顺应“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的问题意识，将研讨发言按照其主要研究方向与观点进行分类，打破发言的实际出场顺序，以便更为整体性地梳理研讨会的学术理路，完整呈现讨论的思想全貌。根据观点性质与类型的区分，将发言所涉及的问题分为五类，分别加以概述评析。 问题一 宏观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研讨会首日上午的论坛主题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宏观研究。发言者多以宏观的视角观照百年中国美术的变迁，并多针对潘公凯先生及其课题组的新近成果《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表达了学理上的认同与中肯的建议。 在研讨会上，主办方代表潘公凯教授就“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研究的历程和三次研讨会的规划结构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他指出，该课题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于现代和现代性问题的界定。何谓“现代”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基本问题，本课题对于“现代”的判定，并不在于西方标准下的认同，而在于无法与西方主流框架相契合的那一部分的认同。本课题中将其称作“继发现代性”，这种态度是应对植入的“原发现代性”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体现为知识精英的自觉。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强”的社会主题之下，“继发现代性”的提出拓宽了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的视野，更具现实针对性。 其二，对于此课题研究的前提性视角的阐释。潘公凯提出学术研究的“未来视野”的概念，并以“站在明天的立场和视角上看今天和明天”为喻形象地解释了此课题理论框架的体系性，强调了前瞻性思考与忧患意识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境遇中的必要性。 其三，提出“把‘自觉’作为‘继发现代性’的标准”这一原创性命题，并以此推演出20世纪中国美术的四种策略性主张，即：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四大主义”在植入变异和原创成分等方面皆不相同，但在继发现代性结构当中具有等值性，互相不可替代。 其四，对“主义”话语的社会化功能与艺术学涵义进行了阐释。新世纪的艺术家们对新问题的感知和自觉，对全球一体化和地域文化矛盾互动的问题意识和策略选择，将决定中国美术的未来走向。 在其后进行的主题发言中，邵大箴先生认为此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其目的是为百年以来中国艺术的整体性历史正名，打破以往世界主义的西方视角对于中国的现代主义的误读，而从本土视角将其进行学理上的归纳。邵先生进而指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而不是时间的概念；“现代性”话语本身是西方话语，在百年以来的西方话语中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美术的问题，但是当下对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思考确实存在着霸权主义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