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7）01—0091—04 许多人对徐悲鸿艺术特征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了他对西方素描的引入、他的现实主义因素等方面，甚至把他推崇为学院派艺术（保守的代名词）的首领。这其实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徐悲鸿更重视写形之上的传神和艺术的抒情明志作用。徐悲鸿的现实主义观念、技巧等仅仅是他艺术创作的手段，而非目的。徐悲鸿艺术精神的本质在于他的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情感，他的艺术面貌呈现出了强烈的艺术个性，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修养、个性气质、道德品质、政治立场等无不有机地融入到他的艺术形象中。徐悲鸿不仅采用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创作自己的艺术形象，更用创造性、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形成独特的面貌。这一切都表明徐悲鸿的艺术精神之本质在于“浪漫主义”。 事实也证明，在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中为了写实而写实的作品几乎找不到，就包括徐悲鸿早期写实意味很浓的《诸老图》、《西山古松柏》、《三马图》和后来的《印度妇人》、《泰戈尔像》和《李印泉像》等，也不排除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又如徐悲鸿的水墨大写意马系列作品，如《前进》、《群马》、《群奔》等作品的神、情、气、韵都是前无古人的创造，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浪漫主义”精神。另外他的《九方皋》、《愚公移山》、《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箫声》、《田横五百士》、《月夜》、《玉簪花》、《喜马拉雅山》等等，也都充满了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情、神、气韵甚至笔墨情趣和崇高的浪漫主义情怀。 一、激情和动势 徐悲鸿的艺术创作中显现出了强烈的主观色彩，绝非一般人所认为的单纯写实而已。他用自己的敏锐的感受和完整而深刻的美学理念来驾驭自己的形象思维，并将自己那包括社会身份、文化素养、道德情操和个性气质的“全人格”以及创作激情有机地熔铸到其中。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客观事物，更有“我”在，当然与中国文人画中的重视自我胸怀和情思表达相比，徐悲鸿的思想感情、文化道德以及个性气质中包含了更深刻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所以前者的有“我”只是“小我”，而徐悲鸿的有“我”则是“大我”。 徐悲鸿的艺术作品是很重视“情”的作用的，并由此形成了一股“气”，形成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之“气韵生动”的艺术品格和风貌。只不过他的“气韵”已经超出了前此各个时代的“气韵”之范畴，而上升到崇高的精神高度，是对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的新发展。这与文人画的气韵是有区别的。徐悲鸿在人品上有豁达的大丈夫、大仁君子之气，所以他的艺术中有“悲天悯人”之情怀。在思想精神上有彰显民族精神，在其民族复兴之鸿志下表现出高屋建瓴之傲骨和气魄，所以他的艺术中又有“威武不屈”之志。这些主观因素表现在绘画上就成了反映其人格美的特定风格，并最终熔铸到他饱满的创作激情中。他所有的情思最终都化作了其创作上表现“威武不屈”和“悲天悯人”主题的创作激情，他认为这是艺术的最高情操。加之他又将这种激情与其艺术特别是人物画强烈的动势相结合，比如《愚公移山》中人物造型上强调劳动中的壮年男子健壮的肌体和剧烈的运动，也是其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另外，其水墨大写意马系列作品中奔腾中的马动势也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征。 二、崇高的审美理想 以21世纪初包括上世纪末的眼光、思维和社会环境来衡量徐悲鸿的艺术是得不出客观结论的。不同于徐悲鸿时代以社会和人民生活大局甚至民族解放为重，和平发展中的现代社会追求娱乐的成分倍增，个性发展得到了肯定，审美理想自由而丰富。 然而，徐悲鸿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庞杂、最危难、也是最催人奋进的时代。社会上充满了落后与进步、愚昧与科学、野蛮与文明、独裁与民主、亡国灭族与民族振兴等矛盾之间的殊死斗争和卓绝抉择。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是毛泽东、鲁迅、徐悲鸿、千百名民族精英以及有气节的亿万劳苦大众共同聚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毛泽东、鲁迅和徐悲鸿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政治、文化和艺术上的伟大领袖，为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为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蹚出了道路。在此新旧思想交替、开放与守旧并存的时代，徐悲鸿正是我们新文化运动在艺术革命领域里的领袖。在艺术上，他通贯中外古今，身兼中西两大文化和艺术美学的精华，包前孕后，勇于创新，成为一代艺术大师。其艺术中蕴涵的磅礴思想、强烈情感、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与他在留学期间所吸收的西方理性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他艺术上崇高的浪漫主义色彩。 “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却为西方所独有，在中国则只有与崇高接近的壮美或曰阳刚之美这一美学范畴。”[1](P74) 中国历史上虽也不乏呼唤崇高的时代，但是中国绘画艺术却长期对此“无动于衷”。是徐悲鸿将这种情况彻底改变了。徐悲鸿认为，“为艺术之德，固不当衰于一是；但小博大雄奇为准绳，如能以轻微淡逸与之等量齐观，固无损其伟大也。若其跻乎庄严、静穆、高妙、雍和之境者，则尤艺之极诣也。”[2](P490—491) 他说：“我们的雕塑，应当继续汉人雄奇活泼之风格。我们的绘画，应当振起唐人博大之精神。我们的图案艺术，应绍述宋人之高雅趣味。”[2](P512) 徐悲鸿既开创了中国崇高主题的艺术风格，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油画创作的形式表达这一主题，如《田横五百士》，还首次用人体的形式表达这一主题，如《愚公移山》，更能用鸟兽等动物画来表达这一主题，如《前进》、《鹰击长空》。他的风景画也是崇高的风景画，如《喜马拉雅山》。 三、重视传神的笔墨特征 徐悲鸿的艺术不仅做到了形神兼备，而且是极其强调传神，其高度的概括提炼和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手法是为了传达出客观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客观世界之“神”，甚至表现出了艺术家个人独有的个性气质、情思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界，如他的水墨大写意马系列作品表现出来的无比的神韵以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人物画上达到的超逸的风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