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4;J4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2-0098-07 一、产生私摄影的社会条件 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在走向城市化的同时，也迅速地向大众消费社会转型。伴随这个过程产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逐渐发达起来的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同时正好将与这种社会转型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一网打尽，并用消费价值观塑造了他们的童年生活、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这代人的童年，尤其是出生、成长于城市的这代人，彻底暴露在商品经济与消费意识形态面前，并在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影响之下，成长为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自我中心的一代“新人”。 在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是，提倡与鼓吹消费的传播媒介大量涌现。而这种提倡与鼓励消费的传播媒介迫切需要以一种新的传播形态来影响受众，而影像，既是消费的对象，也是消费的手段，它们需要通过影像的配合，来使欲望立体化、直观化。摄影，作为一种逼真的视觉传播手段，因此得以成为消费图像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重要手段，并直接参与到欲望的循环流通过程中去。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视觉言说成为制造欲望的重要手法。 随着中国经济加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海外信息的同步获取。无论是娱乐方式还是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都明显地受到各种海外资讯的直接影响。而对于大多数没有自主创造性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来说，在大量使用外来资讯鼓吹消费的同时也成为了经济全球化与消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它们在传播资讯的同时，将消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生活理想与标准渗透到日常生活与个人价值与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影响民间的日常生活意识，甚至影响社会运作的模式。当然，受它们影响最深的，则是与大众传播媒介同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形式，当然也出现了迥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的内容、意识与风格。 考察当代中国摄影实践中的私摄影的展开，必然要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向消费社会的结构型转变联系在一起考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变化，为今天的私摄影的生成创造了重要的历史的与现实的条件。 1980年代以来，摄影在现实生活的普及与经过大众媒介的发育与发达所获得的地位上升，给了人们重新认识摄影的功能的机会。这同时也唤起了一些人以摄影为主要手段表达自我的欲望。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所引起的信息传播的便利，更给已经视摄影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的许多年轻人带来了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的新可能性。当然，与社会的交流，不管是通过自我封闭式的对抗的还是外向开放的对话，都是新一代人的内在的自发需要。由于摄影的进入门槛低，在城市生活的当代青年，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摄影这个媒介。摄影在帮助他们获得自我表达能力的同时，成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语言”之一。 二、私摄影的前奏：广东新生代摄影的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私摄影的出现与广东新生代摄影的崛起有关，也与一直活跃非常的广东大众传媒有着某种关系。2001年的第一届一品国际摄影节与2002年的第一届平遥国际摄影节上，一批广东的青年摄影家以群体的面貌出场。在第一届平遥国际摄影节上，颜长江、王宁德、亚牛、曾忆城等人举办了特色各异的个展。然而，他们的风格多样的摄影探索却受到了来自中央主流媒体从业者相当激烈的指责。当时在由摄影家安哥组织的广东新影像幻灯会上，有在北京主流媒体工作的摄影家，责问这种在他们看来属于“过激”的影像探索的“底线”何在。而随后引发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习惯于从传统摄影的立场来审视摄影的人对于这些“新摄影”探索的困惑。这也表明，在中国南北之间，存在着对于意识形态、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态度等问题的明显的根本分岐。靠近政治中心的，不免会从宏大叙事的立场掂量摄影，而远离政治中心的，更乐于以生活带给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为材料来叙述自己的经验。尽管有来自政治中心的北方的威严质疑，但是，在意识形态氛围相对薄弱的南方，尤其是城市化程度较高因此商业化程度也较发达的广东与上海，向内开掘的私摄影还是在沿海消费城市一带慢慢地潜滋暗长，并最终形成一定气候，这种影响并且甚至还向其他地方辐射扩展。2002年11月，曾翰策划的《看不见的城市——南方15人影像群展》在上海星光摄影家画廊开幕。有趣的是，这样的南方（其实就是广州、深圳两城市）摄影家的群展，始终没有能够在北京展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摄影的南北对立。 2002年，具有代表性的南方摄影家曾忆城的《我们始终没有牵手旅行》在上海新开张不久的原点画廊展出。如果说曾忆城的这个作品，在讲述个人爱情哀伤时虽然打破了传统报道摄影的叙事性展开，但在整体上还是在追求影像的完整性甚至独幅的经典性的同时，探索一种情绪主导性的结构的话，那么在更后起的摄影家中，则已经不甚以影像的完整性与经典性为然了。其中的一些摄影家，更趋近当代艺术的观念性与个人自我情绪发泄与表演的多重结合，用摄影怎么说自己的话成为了他们最为关切的事，而画面也朝向非经典性、甚至反经典性迈进，呈现原生态和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以轻松的姿态上阵，摆脱了摄影史经典加诸自身的重压与历史负担。 产生私摄影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继纪实摄影后于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国都市摄影潮流，成为了私摄影的温床之一，并在客观上促进了私摄影的成形与发展。许多中国摄影家（上海与广东的摄影家似乎更为积极一些）在探索都市摄影的同时，一个意外的发现是，要表现城市这个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无法回避大量的日常生活本身。于是，许多摄影家自然而然地把视线投向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广州的亚牛曾经用一年时间，以摄影方式每天给自己的形象作摄影记录，将自己作为一种他者作长时间跨度的审视。而上海的姚松鑫先以反映上海夜晚街头景象的《夜上海》系列引起关注，渐渐地将视线转向自己的感情生活，最终以《爱的抚摸》系列将自己的个人情感经历在影像中慢慢发酵，酿成一曲悠长的私人生活之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