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美术院校的美术通史教学体系通常划分为中外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其核心目前仍然是西方美术史，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早在1984年，即24年前，在朱伯雄主持的《外国美术史》编撰会议上，受苏联学术影响，我提出过欧洲中心论问题。面对主编拿出的初步方案，当时所想到的是，既然中国人编写外国美术史，为什么还要沿袭西方人的模式呢？为什么基本上还是西方美术史呢？讨论后，会上做出了重要决定，扩充非西方美术，特别关注第三世界，不过资料和基本理论的来源仍然出自西方学者的著作。接着又发现，这样的外国美术史实际上是一部没有中国的世界美术史，中国缺席总嫌不妥，后来又决定把中国写进去，因而把外国美术史定名为《世界美术史》。①这么做有利于建立一种全球意识，把中国的美术文化融入世界，适应了开放改革时代的世界观和全球化的视野。此外，把中国美术融入世界中叙述，就有了时空更为宽阔的参照系，更有利于认识中国美术自身的价值。因此，山东会议做了两件事，一是提醒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负面影响，把视野扩大到非西方艺术，二是用世界美术史取代外国美术史，把中国融入世界之中。② 自1984年山东泰安《外国美术史》编撰会上提出避免欧洲中心论这一有突破性的思想（当然这还是从西方和苏联捡来的）之后，教材编撰者的思路开始实现了从外国美术史（首先是西方美术史）向世界美术史的转变，立足于全球性视点，内容包括印度、伊斯兰、日本、东南亚，特别开始注意到非洲、拉美、澳洲，关注第三世界。美术史写作不但应关注第三世界的古代艺术、民间艺术，西方学者已经做到了，而且也应关注其现代艺术，真正把眼光放到全球，注视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由于师资短缺、投入不足等原因，以及西方学术研究深厚的历史积淀，内地美术院系外国美术史教学通常还只能偏重西方美术史，尽管后来添加一些非西方美术，不过这么做仍不能改变西方中心的事实。鉴于知识的来源还是以译介为基础，逻辑、结构、话语仍是西方的，非西方美术只不过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夹带物，一些小片段、小插曲。 先对照西方的做法，看世界美术史是如何编排的，例如加德纳(Gardner)的《艺术史》(Art through the Ages)(2001)，詹森(Janson)的《艺术史》(History of Art)(2001)，还有中译本休·昂纳、约翰·弗莱明编著的《世界美术史》（毛君炎等译，国际文化，1989）等。毋庸讳言，这类世界美术史的框架基于西方美术史学，因此写到非西方部分时，无非是按西方美术史学的逻辑增添一点非西方的素材而已。非西方的美术往往呈现为来自外部的简短插曲。 直至上世纪末，在西方人编的美术史教材中，非西方美术一般都被边缘化了，全书以西方为主，中国等非西方美术所占比例很小。例如，让·安妮·文森特(Jean Anne Vincent)的《美术史》(History of Art)（Barnes & Noble,1955,1961第六次印刷），所谓的美术史只包括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和西欧以及现代美国（含极少拉美）。又如拉里·希弗尔(Larry Silver)的《美术史》(Art in Histo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Abbeville Press,Publishers,New York,London,Paris,1993)，把非西方部分作为外部史(outside)处理，在基督教文化一章中，包括所谓中世纪的日本、宋代的中国（含山水画和禅宗艺术），看似有点装不进去，其余地方再没提到中国和日本。这同其他章节提到的阿兹特克、古代墨西哥、伊非、贝宁、古代西非、伊斯法罕、印度（含伊斯兰）、现代墨西哥、现代尼日利亚、西非等情况十分相似。作为西方国家偏重西方尚不无道理，作为属东方文化系统的中国人，或从全球立场上思考，如果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就值得反思了。 然而世界美术史是西方美术史扩展的模式是否有可能摆脱呢？由于我们不能无视西方美术的丰富遗产，不能置西方若干世纪以来深厚的学术积淀于不顾，我们无法开辟一个摆脱西方中心的体系，也许与西方对立和“摆脱”西方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美术史学的思维是发展变化的，西方人也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欧洲中心论 （或谓西方中心论）源于欧洲传统中的进化思想，作为问题的提出可追溯到19、20世纪之交，基于进步论，或者说，进化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领域引入进化论和社会学引入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形成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按照生存竞争理论，人类社会和文化不是退化招致淘汰就是赢得胜利走向进步。直到当时为止，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思路大致是相同的，他们通过长期考察研究归纳出了一系列进化的模式。根据西方中心的思维习惯，当时在西方人写的东方美术史中，对中国美术的评价，按照其自然主义（写实）的标准，中国的高峰在宋代，不过在写实能力上稍逊于意大利，时间上又早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参照比较各民族进化的模式，中国人低于意大利，而高于阿兹特克人。例如，在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1869-1943)的《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1908)中，将中国画的传统（宋代）放在一个假设的西方情境中，它尚没有被文艺复兴打断或“入侵”，而是“从中世纪艺术连续发展而来的”，即视为未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的中世纪绘画的延续。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