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艺术是以丢勒和赫尔拜因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以及20世纪初以粗犷的线条、重精神表现的现代绘画风格而辉煌于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绘画风格在19世纪末的德国艺坛发生了强烈的冲撞，其结果使德国从一个被称为欧洲传统艺术最后的阵营而一跃成为引领现代艺术潮流的重地。在这一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享有伟大的艺术家、文化思想家声誉的马克斯·李伯曼(Max Liebermann 1847-1935)亲历了从崇尚理想主义的学院派绘画、受欧洲现代艺术影响的青春风格、德国印象主义到表现主义绘画的发展，成为德国继门采尔之后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德国印象主义的代表画家之一。他与进步的艺术家们一起组建了继慕尼黑和维也纳分离派之后的德国第三大分离派——柏林分离派。他们致力于把德国艺术融入国际艺术的平台，常年举办欧洲现代艺术展览，筹办现代艺术刊物，在德国为现代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对德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伯曼出身家境殷实的犹太家族，祖父是1824年落户柏林的工厂主，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垄断了柏林的棉纺织业，打破了英国商人在柏林棉布印染业的霸主地位。其家族中不乏柏林政界要员。尽管李伯曼有着犹太血统，但他自幼受的教育、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使他自认为更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 从15岁起，李伯曼开始在卡尔·斯特菲克(Karl Steffeck 1806-1875)的私人画室学画。高中毕业后他先进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两年后来到魏玛艺术学校继续绘画的学习。1870年至1871年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断了李伯曼的学业。服役中他由于胳膊受重伤而从军队退役，开始了其真正的艺术生涯。一次偶然的机遇，李伯曼走访了匈牙利画家蒙卡奇(Mihaly Munkacsy 1844-1900)在杜塞尔多夫的画室，在那里见到了《卷绷带的妇女》这幅表现1848年战争的作品。画中描绘了后方妇女边为战士绑绷带边听战士讲述战争中的故事的情形。这种以别样的视角表现战争题材的创意，突出主体的构图和画面中强烈的黑白对比给李伯曼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从杜塞尔多夫回来之后，他很快去了荷兰，在那里，农民简单朴实的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当再次回到魏玛时，李伯曼完成了后来在汉堡举办的展览上引起强烈争议的油画《拔鹅毛的妇女》。画中一群农妇在农场的一个漆黑低矮的茅屋里褪着鹅毛，幽暗的背景与白鹅之间形成明暗的对比，以及构图方式类似于蒙卡奇的画作。画家并不想将这种穷困潦倒的状况加以浪漫化的粉饰，而是忠实地表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这种客观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相对于学院的理想主义审美趣味，习惯于将一切都按照模式化的标准去理解艺术的传统主义艺术观来说无疑是一种反叛，其作品受到评论界的指责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一位批评家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李伯曼作品中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在表现那些丝毫不加以掩饰的、不存在任何美感甚至令人作呕的丑陋场景，他在这些作品中所运用的技巧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无可指责的，但他的作品破坏了那种具有代表性的美学观念。”尽管李伯曼在当时被冠以“丑陋的制造者”的帽子，最终，这幅作品还是找到了一个富有的买家，李伯曼因此获得了去巴黎学习的资金。若干年后，李伯曼的这幅处女作被他的父亲买回，并在临终前捐给了柏林国家美术馆。 在德国印象主义画家当中，李伯曼是最具代表性的。1872年当他第一次在巴黎的沙龙展上见到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和库尔贝的画作时，就坚定地认为法国绘画具有世界性的先驱意义。随后的几年中，特罗耶(Constant Troyon,1810-1865)、杜比尼(Charles-Francois Daubigny,1817-1878)和柯罗(Camille Corot,1796-1875)等巴比松画家对晨曦微露等自然景观极富诗意的抒情表达令其激动不已。他决定加入巴比松画派并参加沙龙的展览。法国画家敏感、灵气十足的描绘激活了他色彩的眼睛。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普法战争的阴影使普鲁士人在法国受到排挤，因此，当时在巴黎的李伯曼未能参加1874年在那达(Nadar)摄影工作室举办的使印象派得名的“油、版、雕、无名艺术家展”。在法国的五年时间里，李伯曼在卢浮宫精心于17世纪至18世纪荷兰大师作品的临摹。李伯曼真正尝试以印象主义手法作画是19世纪80年代回到柏林之后。从那时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几乎每年都去荷兰。受海牙画派(1850年-1900年)的写实画家约瑟夫·伊斯拉尔斯(Josef Isreals,1824-1911，70年代移居海牙，海牙画派的领导人物，早年的历史画家，后来表现农民和渔民的生活，被称为“荷兰的米勒”)和毛沃·安东尼(Mauve Antoni,1838-1888，其创作有米勒、柯罗的影子)的影响，绘画的主题从开始就是描绘众多人物的劳动或休闲场景。1886年至1887年的荷兰之行后，李伯曼创作的《牵山羊的妇女》(1890年，油画，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为他在1891年的慕尼黑沙龙展上赢得第一枚“大金质奖章”。这幅作品与画家去巴黎前创作的《拔鹅毛的妇女》(1870年)在手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先前自然主义风格的基础上带有印象主义宽大的笔触痕迹，甚至部分用画刀完成大面积的色块，色彩也明亮起来。画中表现了一位年长的农妇用力牵拉着一只不听话的山羊艰难地走在一处稍有坡度的山丘上，另外一只山羊则无精打采地跟随在她的身边的暮归情景。画面以妇人和手中牵着的山羊所形成的斜线与远处提高的地平线的交叉构成画面的主体结构。尽管政府出资为新绘画陈列馆(The Neue Pinakothek)购买了这幅作品，但是大多数评论家却联合起来诋毁它，李伯曼被冠之的“丑陋的制造者”的名声被进一步确定。尽管这幅画作不可能获得普遍一致的赞誉，但没有人能否认其构图和绘制工艺的严谨精良。所有颜料都事先经过了蒸熏的特殊处理，绿色、棕色、灰色以及黑底白点的山羊，看起来都具有一种极为厚重的色感。画面阔大雄奇的笔触、堆积而成的草地，与远处用刮刀一抹而过的灰色的天空，形成质感和空间上的强烈对比，与学院派所钟爱的平滑光亮的表面处理相左。人物虽然是用颜色和画笔塑造的，但造型中透着罗丹雕塑中的那种整体的力度感，从妇人用力牵羊的动作中可以窥出其贫困生活中无止无尽的艰辛。尽管这幅画力图从色彩和构图中摆脱自然主义的因素，但还是保留了它最本质的质朴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