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王红媛 大型的国际当代艺术节或双年展通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以2002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为代表，这种展览保证政治上正确，但是作品枯燥乏味、以说教为主，缺少美学意义；① 另一种以2001年以来的威尼斯双年展为代表，作品数量庞大，充满了吸引人眼球的作品，但是观看起来特别费时、费力，可怜的观众不得不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小黑屋里，去看那些不知道会占掉多长时间的录像带。② 悉尼双年展通常不像前两者那么有影响、有规模。不过，这次却有些不同。2006年的悉尼双年展被认为是澳大利亚近些年来规模最大、政治上最正确的一次大型艺术展。③ 去年才从美国著名的盖蒂(Getty)艺术基金会回到澳大利亚的策展人查尔斯·梅若威瑟(Charles Merewether)雄心勃勃，以《接触的地带》(Zones of Contact)为主题，对准当今世界的焦点：地域冲突和宗教矛盾，从地域性、种族和性别问题入手，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城市、土地、家园，日常生活空间的接触等问题，在美学上勾画出一个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乌托邦。④ 接触的地带与关系的美学 《接触的地带》这个题目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美国人类学者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关于“接触的地带”(Contact Zone)的概念，普拉特认为，“接触的地带”是“殖民遭遇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以往因地缘、历史被分开的人开始相互接触，建立起持续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包含着胁迫、极度的不平等和难以调和的矛盾。”⑤ 根据普拉特的理论，“接触的地带”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的空间，非主流的、处于边缘的群体有选择地运用主导性的、或者说中心的文化创造新的形式。“接触的地带”同时也是“自生人种学”(autoethnography)的空间，在这里弱势族群的生存需要策略，他们会不由自主地以主导性人种所指定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在适者生存的人类发展中，没有人在意准确的、原创的声音，无论是弱者还是强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满足主导文化对边缘、他者、原始的或者异域情调的形象需求。 尽管涉及社会学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中压迫与破压迫的关系，“接触的地带”的理论并不以分离的方式看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而是强调“他们之间如何建立起主从关系”；而这种关系又“通常是建立正极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之上的共存关系”；“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理解和共同实践。”⑥ 在“接触的地带”，没有人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人是安全的。这个地带标志着思想的碰撞、甚至威胁、痛苦和不理解、不舒服、焦虑和混淆是相互接触、相互学习中的必经过程。但同时，“接触的地带”也能够给人带来奇迹和发现，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激发新的智慧。“接触的地带”孕育着心灵和文化的潜在变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这里享有共同的规则，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接触的地带”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文化学的研究发现：无论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知识在教育分配上如何平均，由于权利的不平等，知识的传播依然是不平等的。普拉特的概念还被文化人类学者克利弗德(James Clifford)发展到博物馆学领域中，克利弗德呼吁博物馆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不同种族、文化间的接触地带，使其中的藏品成为文化之间“正在进行的历史、政治和道德关系的一部分”，能够吸引社会中不同文化的成员。⑦ 在许多方面，普拉特和克利弗德的“接触的地带”理论与法国理论家波瑞奥德(Nicholas Bourriaud)的“关系的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理论非常接近，他认为艺术活动应该与周围的世界产生关系，而不仅仅是再现它，艺术作品的功能应该反映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⑧“关系的美学”与“接触的地带”理论相互印证，都强调当代艺术的相互作用、即兴创作、开放性和异质混合的重要意义。 在“接触的地带”的主题涵盖下，这次悉尼双年展格外注重艺术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艺术家汤姆·尼可尔森(Tom Nicholson)的作品是“接触的地带”和“关系的美学”理论共生空间中的一个极好例证。尼可尔森(Tom Nicholson)的作品《图书馆补救行动》(After Action for Another Library)由放大的图书封面拍成的照片构成。1999年，东帝汶遭到印度尼西亚占领军的洗劫，当地所有图书馆、学校等教育机构都被烧毁。在澳大利亚政府武装干涉下，东帝汶获得了独立。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首都迪里重建图书馆，而这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事，又是在墨尔本东帝汶社区的帮助下完成的。从表面上看，尼可尔森的作品可以解读为一件政治上十分正确的作品，它正面宣扬了澳大利亚政府在国际救援行动中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澳大利亚近年来对东帝汶政治的介入找到了文化和历史意义。但是仔细想来，其中又有许多令人回味的反讽性。其一，印尼1975年入侵东帝汶的行动是在美国授意下，与澳洲政府私下合谋完成的，今天澳大利亚政府对东帝汶独立的援助何尝不是一种补救行动呢？其二，从尼可尔森所收集的上千本图书的封面上看，图书馆中的书籍多为英文读物，又多出版于美国，知识的权利分配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世界权力的不平等，令人联想到援助行动背后隐藏的复杂的再殖民性。在看似千篇一律的封面中，隐藏着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有趣细节：一本名为《你好，美国》(Hello America)的书籍封面上盖有一个“取消”？(cancel)字样的邮戳。也许，整个作品都可以看作是艺术家个人在政府行为之后所做的精神补救行动。
